晚清兴起的宜昌邮政

石牌人

      清末，中国近代邮政的建立，是中国通信史上一项重大变革。它取代了千百年来传统的驿站和近代兴起的民办信局，逐步发展成为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传递信息的主要工具，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宜昌邮政通信是我国近代邮政早期建立的地区之一。随着交通发展和社会各界的需求，邮政业务经营范围不断扩大，除函件外，逐步增加了包裹、汇兑、储金、快递以及保价、航空、代收货物等业务，为宜昌地区的市场繁荣、促进物资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邮权初由外国人把持，因此，我国邮政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过程。
                                 从“客邮”到海关邮政
        “客邮”是鸦片战争后1861年到1922年间，外国在华设立邮局的通称。宜昌“客邮”最早始于1903年。这些所谓“客邮”没有任何条约依据，也没有取得清政府的允许，随意在各通商口岸甚至边疆重镇开设邮局。最早的一家“客邮”是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开设的“大英书信馆”，继而法、美、日、德纷起效尤。外国邮局不但收寄本国侨民的信函，而且还揽收华人邮件。更有甚者，他们竟利用“客邮”收集情报，进行走私、偷漏关税和投机倒把贩毒活动。“客邮”实际上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
      宜昌地理位置优越，商贸繁荣，帝国主义列强早已窥伺宜昌的战略地位。1876年9月，中英《烟台条约》使宜昌沦为商埠，各国“客邮”随之纷至沓来。1903年2月，德国驻宜昌领事馆于馆内开设邮局，处理德奥侨民的邮件。1906年6月，重庆的法国邮局委派普兰特为宜昌邮政代办，负责交换邮件。日本虽未在宜昌设局，但变相利用日清公司暗地受理邮件，然后用日本轮船运往沙市。此外，沙市的日本邮局局长每月还专程来宜昌一趟，揽收信函、汇款、包裹。“客邮”的侵略行径，严重影响了宜昌邮政创办初期的业务经营，致使财务收支连年亏损，入不敷出。收支比例系数一般在百分之二百至三百之间，故不得不依靠上级拨款补贴。至于房屋扩建更是无款可筹，宜昌辖区局房全部租自民间。据1913年宜昌所辖10个局的用房情况统计，除宜昌局本身租赁英商隆茂洋行房屋有四千六百八十平方尺外，其余各县邮局最多不过一千多平方尺，甚至还有几百平方尺的，窄狭的营业办公地点，其惨淡经营可见一斑。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战败，其在华邮局亦随之宣告结束。其他各国，由于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并多次在万国邮联提出抗议，最终于1922年全部关闭各国在华邮局，宜昌“客邮”亦于此时寿终正寝。
      海关办邮政起始于鸦片战争后。1863年英人赫德被委派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掌握了中国的海关大权。宜昌地处川鄂咽喉，地势险要，帝国主义魔掌早就伸到了宜昌。1877年4月宜昌便建立了海关，由英人狄妥玛任税务司。1883年3月，宜昌海关邮局开业。说到海关邮局，需要追溯到清咸丰八年（1858年）。当年，英法联军侵入大沽口，占领天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在中英条约中有一项规定：“大英钦差大臣并各随员等，皆可任便往来，收发文件……送文专差同大清驿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这样，清政府便负有保护英国（以后又扩充到其他国家）的公使及其随员所派的邮差在中国境内自由往来的责任。后因各国自设专差不便，就由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过驿站代收代寄各国邮件。
      但由于当时广大农民起义不断，特别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兴起，使清廷为洋人传邮多有不便，甚至危险。清同治五年（1866年），总理衙门便委派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代管各国邮政。赫德趁势夺取中国邮政大权，遂于同年在海关总税务司署内，设置邮务办事处，兼办邮政。后来还取了一个十足洋化的名字，叫做“海关拔驷达”（POST）（即英语“邮局”的译音），这便是海关邮政的开始。海关邮政建立后，将原海关内所设书信馆一律改称邮政局，并逐步向内地及沿江一带扩展。宜昌海关邮局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台的。
      海关办邮政，因没有奉到清朝皇帝的正式命令，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活动。为了获得更大权力，赫德奏请清帝降旨，批准他在各商埠创办正式官局。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总理衙门根据赫德的要求，奏请清帝正式开办大清邮政。北京设邮政总署，由总税务司赫德兼任总邮政司，赫德如愿以偿的掌握了中国的邮政大权。接着，便以海关管辖区域为依据，以通商口岸为中心，在全国划分35个邮界，6个副邮界。宜昌邮界于1897年2月成立，将原海关邮局改称宜昌大清邮界总局，这便是宜昌创办邮政之开始。从此经历大清邮政和中华邮政两个阶段，历时52年，直到1949年宜昌解放。
                                 脱离海关后的宜昌邮政
       宜昌邮政建立之初，仍属海关管辖。宜昌邮界总局设在滨江路海关内办公，由宜昌海关税务司美国人伍德罗夫兼任宜昌邮界总办。
       1911年5月，清政府为了欺骗人民，宣布《预备立宪》，决定将海关兼办的“大清邮政”改属邮传部管辖。邮政总局局长虽由邮传部任命，但邮政实权仍操在外国人手里，即使地方邮政亦是如此。宜昌从1897年2月成立邮界总局，到1927年3月，三十年间，历任总办（局长）共26人，全是外国人。他们利用手中的特权奴役中国员工。他们称下级邮务人员为信差、听差、苦力、局役、车夫等羞辱性的名字，随意使唤；而洋人则被呼为“老爷”、“大人”。工资也悬殊得惊人。洋人邮务长月薪银洋八百元，而中下级员工月薪不过十几、二十元，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有时还得通宵加班。
       1926年10月-12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宜昌，在反帝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大好形势下，宜昌邮政工人组建工会，奋起抗争，提出改善低职邮工的待遇，同工同酬，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加班加点增发工资等要求。在内外压力之下，最后一任英人局长鲍威尔，不得不满足邮工的合理要求，并于1927年3月灰溜溜地离开了宜昌。同年10月，邮政总局任命李进禄为宜昌一等邮局局长，从而结束了洋人的统治。
      宜昌海关办邮政历时15年。1912年6月邮局迁出海关后，因无局房，故不得不租赁海关上首英商隆茂洋行新修建的楼房一栋办公和营业。新址与海关仅一巷之隔，久而久之，人称该巷为邮局巷。1938年褔绥路邮局大楼落成，宜昌邮局才有了自己的房屋。邮局租赁隆茂洋行楼房26年，月租金关银200两，历年付出租金累计达62400两。
                               宜昌邮政在曲折中发展
      宜昌邮政的机构设置及演变，前后经历三次邮界划分。1897年第一次划分邮界，宜昌设邮界总局，辖万县副邮界（设副总局），根据当时交通状况，万县副邮界分管川东及鄂西的施南（即恩施）、鹤峰等州县，负责该地区邮政网络建设与业务经营。邮政创建伊始，通信建设缓慢，至1905年，除宜昌万县两邮局外，9年之中只发展邮政代办所6个。1907年，夔府、施南两代办所升为邮局，代办所总数亦增至25个，其中属宜昌总局管辖的12个，属万县副总局管辖的13个。1910年第二次划分邮界，改以行政区域为依据，将全国划分49个区，其中邮界16个，副邮界33个，宜昌定为副邮界，改称邮政分局，隶属湖广邮界，将所属万县及川东邮局、所划归四川邮界管辖，宜昌只负责鄂西一带的邮务管理工作。此次调整邮界前后，正值民国初建，川汉铁路动工，交通发展，商旅繁荣，邮政业务亦随之大增。宜昌辖区内，1908年前仅有宜昌、施南两处邮局，1910年增至9处；邮政代办所亦由1908年前的13个增加到1910年的46个。1913年第三次划分邮界，基本上达到以各行政省为一邮区，各省省会所在地设邮务管理局。邮区下设一、二、三等邮局。邮区通过三次划分与调整，至此基本定型。湖北邮区设三个一等邮局，在一等邮局中又分甲、乙两级，宜昌为一等甲级邮局，沙市、武昌为一等乙级邮局。
       随着三次邮界划分，邮政网络建设亦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发展。1897年7月，宜昌邮界开辟一条宜昌至重庆的步班邮路，线沿长江北岸，经归州、巴东、巫山、夔府、万县至重庆，全程1810里。鉴于这条邮路峭壁陡崖、十分艰险，邮运人员不得不翻山越岭，涉水绕道，倍尝艰辛。经多年勘测，于1911年5月将入川邮路由江北改为江南，沿宜施大道，经建始、代溪至夔府，再沿长江北岸至万县，全程1050里。改道后的邮路，不但减轻了邮运人员的劳动强度，而且缩短了邮程，加快了邮件的传递速度。1910年11月，开辟宜昌至孝感日夜兼程步班邮路，与入川邮路同步运行，根据火车运行时刻安排班次，上联北京，下接汉口，加快了京、汉、沪与四川等地区的邮运联系。
       清末和民国初年，宜昌上至重庆，下至武汉、上海以及宜昌沙市之间，除官办轮船招商局经营轮运业务外，还有多家民营公司轮船以及外国的商船、炮艇等，皆可载运邮件；特别是民生公司的创办，长江轮运规模大为改观，邮运亦随之改善。为加快邮件传递，1932年2月将入川邮件全部由陆运改为轮运，同时将宜万邮路调整为宜昌至恩施步班邮路，作为省内邮运干线。1936年2月及5月，宜昌邮局配置钢质趸船及“鸿达”邮轮各一艘，用以存放和转运邮件。至此，上下水来往轮船邮件，可以快装快卸，大大加快了经转邮件的速度。
       1929年10月，宜昌邮局开始办理航空邮件业务，是通过水陆联运后再转航空的。1931年3月，宜昌航空站正式通航运邮，航线由沪汉线延伸至宜昌，10月又由宜昌延伸至重庆。
      值得一提的是，川鄂邮运演变不仅有步班轮运，最初还辟有宜昌至万县的邮划班。1905年有5只邮划行驶，1909年增至55只，是邮划运邮的鼎盛时期。随着川江轮运的改善，邮划班日渐式微，到1934年仅有一只邮划行驶巴东，但不久便被撤销。
     1940年6月，宜昌沦陷，宜昌一等邮局迁至巴东待命，沦陷区仅设临时邮局维持一般通信。直到1945年9月，日寇投降，始恢复一等邮局局务。然而，面对被日军严重破坏的宜昌城，邮政业务百废待举，一切处于恢复状态，故不及战前水平。新中国的建立，宜昌邮政才真正迎来了大发展的人民邮政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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