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邮人传——陆逵九

李河星

    陆逵九，1916-1976，天津市人，在大沽路223号开设兴涌玻璃店。上世纪30年代初开始集邮，是一位纯粹的集邮家。除了与邮友间互相交换、互相交流之外，一生没有出售过任何邮票。他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朋友圈子特小，一生只和与他集邮相档次的极少数邮友交往，如黎震寰、范兰如、林崧、宋慧泉、叶季戊、王纪泽等人，而对于其他（文中使用‘它’）集邮者，特别是年轻人，从未有任何交往，在与国内集邮者的交往上亦是如此。因此为他写传，其难度是非常大的。笔者经多年搜集有关资料，特别是老前辈杨耀增先生、沈政先生帮助提供原始资料，才使笔者对于陆逵九的集邮经历有所认识，并以此提供给集邮界。

    大清、民国邮集、精彩绝伦

    陆逵九先生是一位办事严谨、有条理的人，整齐划一的杭州产高级协进牌插票册，配以进口高级护邮袋，在邮册中插放有致，看上去非常爽目，是天津市唯一一位全部邮集使用插册的集邮家。对于所集藏品在品相上要求极高，甚至达到“宁缺毋滥”（文中使用‘宁缺勿烂’）的标准。他的邮集有四个特色，甚至使人很不理解：其一是所集全部要求新票上品；其二是一枚首日封、实寄封也不集；其三是一枚复品也不要；（文中使用逗号）其四是一枚变体票也不集。后来，我也想过，这四个特色，恐怕是缺点大于优点。其实这也是几十年前部分集邮者所存在的一个通病。

    陆逵九先生的大清、民国邮集在天津市以至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他是天津市第三位拥有大清红印花小壹元（文中使用‘一元’，下同）的人，除了华邮四宝：红印花小壹元、红印花原票、红印花当五元倒盖、红印花小贰分倒盖兼复盖他全部集全外，也是唯一拥有宫门倒印、纽约版孙像二元中心倒印两大民国中心倒印的人。在他的集中，还有大龙宽边黄五分新、上海版万寿未加盖原票、民国宫门限省新错盖新、小龙北海加盖二分长距等大珍品。

    对于邮票的研究，他也很下功夫，他的民国邮集中三版帆船分纸，伦敦版单圈分版、分型，北京版烈士像邮票，包括限省者在内，一律区分高矮版、宽窄边，这在集邮者中是很少有的。民国抗战时期发行的名贵珍品如：附加已付、划线五角、改作两角中的名贵珍品均已集齐。他的华北伪组织邮票的收集水平，在天津市亦是顶级的。

李河星

    奋起直追解放区票

    上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公私合营以后，作为资方人员，他只担任闲职，时间多了，而且，股息收入也很丰厚。此时，他把收集重点转上了解放区邮票，把股息所得几乎全部投入到集邮中去，他在《集邮》杂志上登载征求区票的交换启事，开始与国内邮友通信交换邮票，几年之内，他的区票邮集突飞猛进，他换进来的部分复品还支援了林崧大夫。据林崧讲陆的区票集藏比他自己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一句客气话，实则陆的区票从全面分析不如林）。然而，他的区票集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这就是他只集新票，不集旧票、变体，（文中无逗号）尤其是不集实寄封，这就使得他的邮集无论多么精彩、多么投入，其对邮政史的研究价值是不大的。

    收藏历程中的得与失

    每一位著名的集邮家，在其漫长的集邮道路上，总是会有多次的“得”与“失”的经历，而陆逵九又何其不是如此。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上海著名邮商赵士骏，携一部大清小龙邮票集自沪至津，邮集共有百余枚小龙票，向陆求售，开价旧人民币200万元。陆看后认为集中之票大部已有，且所值平平，独有二分大字长距票（北海票）一枚，如鹤立鸡群、别具风采，遂提出愿购此一枚，请赵开价。赵士骏对于此枚被誉为“孤品”邮票的珍罕度，不甚了了，便随口报出100万元的价格，以为一枚票卖到全部邮集一半的价格，已很划算。陆逵九则二话不说，付款成交。赵回上海后，通过他人之口，知道了此票之珍罕，曾想反悔，但又想不出任何理由，只得子任晦气。从此件事上可以看出他不仅邮识高深，而且办事果断。

    他与四川成都集邮家叶季戊先生从1947年就开始通信往来。全国解放以后，由于生活原因，叶出售自己的部分藏品，1953年，他给叶去信称：“久知先生藏有万寿上海版有水印原票全套，内中有六分银浅棕色异体一枚，弟集中虽有此票一全套，但无此品，（文中无逗号）故急欲获得。愿以人民币（旧币）300万元盼能割爱相让，弟得后等于代兄保留，绝不轻易舍去”。其意之诚溢于字里行间，而叶当时，正如周今觉在出让其付集时所述“与其守宝而枵腹，曷如售邮以疗饥”。于是就将此套邮票卖给了他。他在得票后给叶寄来一张此票的八寸照片，请叶题识于其上以作纪念。叶的邮集中的大部分珍品均被他购去，但是变体票因他不集而除外。在几年时间内，他从叶处购入的邮票计有：大龙宽边黄五分销印极佳旧票一枚；大龙厚纸光齿、毛齿新票全套；万寿大、小黑样票，万寿加小字全套，万寿上海版原票新全套，万寿大字长距、短距、及改版票新全套；小龙加大字（北海票）新全套；日本石印蟠龙全套包括分色在内40余枚新；蟠龙有水印、无水印新全套；蟠龙加盖西藏新全套；蟠龙加盖中华民国宋体字、楷体字新全套；北京版宫门黄20元及加盖限新省新全套；北京新版宫门加盖“桂”字等。几乎是叶的全部精华。

    陆的办事为人也是十分严谨而细心，上世纪60年代初，叶季戊将自己仅存的银元票珍品1949年湖南加盖银元单位快递短距新票一枚寄与他，并在信中相告：“此乃蓉邮友李世琦兄所赠，此票系世琦在返川途经湖南株洲时从邮局中买到五套，为银元票珍罕之品，从未知他人有此新票。保存约十年终因贫困而忍痛求售”。仅索价人民币30元而已。但他收到票后，仍要详细调查，又将此票寄给上海钟笑炉先生鉴定。钟在回信中提到：“此票确保真品，弟仅见过盖有‘样张’二字者，至于未加盖原票，尚属初见，30元之价，并不为贵”。他又不厌其烦，将钟函寄与叶，以证实叶所言全部真实，而且定价合理。由此可见他接人待物的诚实。

    然而，再另一方面，他的固执与习惯又使得他与珍品失之交臂。有一次，他在信中提及求让清万寿加盖小字二分倒盖旧票，叶将票寄给了他并告诉他，此票系与上海邮友李友芳处换来，其代价是换与李清日本石印蟠龙母模样票11枚，可谓够高，但仅向他开价人民币100元而已，而他在回信中认为：“此票图案不正，齿孔有微损，只能出90元，票复还等”（其实，据上海邮商严西峤介绍，这已是存世中品相最好的一枚了）。就这样，仅仅因为他的固执而与珍品滑门而过。

李河星

    购进国邮之王“红印花小字当壹元”

    在天津老一代的几位集邮名家如宋慧泉、林崧、陆逵九等人之间，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互相攀比，互相促进。例如宋慧泉在购买一套邮票时，总要问问出售人：“这套票林崧有吗？陆逵九有吗”？如果说，没有，这就好办了，不但要买，而且会出个好价钱。反之则很难成交。陆、林二人亦是如此。宋慧泉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通过上海赵士骏先生，购入了一枚大清红印花小壹元邮票，这使得他也动了心，亟待购入红印花小壹元邮票。机会终于来了，1959年，天津市历史博物馆曾有购进红印花小壹元邮票的打算，并托黎震寰先生代为办理此事，经联系，上海陈复祥先生寄来红印花小壹元邮票两枚，一枚品相较好的标价4500元，一枚品相较差者标价3800元，然而因为当时正值十年大庆之时，天津历博将原计划购邮资金7000元移作庆典资金，以至无缘购进。1960年，在黎震寰的介绍下，他从上海陈复祥处，购入了那枚品相较好的红印花小字当壹元，购入价格不详。为了纪念此事和感谢黎的帮助，他特地在中国照相馆拍摄小壹元放大彩照，并送与黎留作纪念。

    文革中惨遭厄运、精彩邮集下落不明

    陆逵九是一位典型的资本家，文革扫四旧开始后，自然是在劫难逃，其全部家产均被红卫兵抄走，包括全部邮品在内。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落实对资本家的政策，他也是落实对象，被抄走的家具、衣物、金条（作价人民币）、美钞等俱已归还，独独没有了邮票。见不到自己几十年辛辛苦苦收集到的邮集，他心中极为郁闷，难以释怀。1976年唐山大地震，严重波及到天津，他的住宅因受损严重不能居住，只得在旁边的南京路边搭防震棚，他在搭建中是着急、受累又上火，在心力交瘁的情况下，突然重病而逝。

    改革开放以后，他的遗集由查抄办退回来一部分，但遗憾的是，国邮之宝红印花小壹元邮票再也没见，而他的后代家属由于不懂邮票，在认领的过程中，有部分邮集被一赵姓邮商所冒领，而陆家领回的部分邮品，在上世纪陆续售出，并未获得善价。这真是“一雨残秋花落尽，曾经繁锦有谁知”。

                                                    作者：郝九川     刊于《新瑞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