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邮票研究文章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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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title>“文”字邮票的“开门票”</DIV><BR></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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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bt_content><FONT face=宋体>
< >人们一般认为邮电部于1967年4月20日发行的文1《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邮票，是“文”字邮票的“开门票”。但是在邮电部1967年3月31日的文件上，说的却是“……自发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纪念邮票开始，此套邮票编为‘文1’，以后依此类推”。</P>
< >所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纪念邮票，是不是就是后来发行的文1《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邮票呢？回答是：包括文1，但不仅仅指的是这套邮票。</P>
<P >原来邮票发行局在1967年3月22日召开的生产会议上，根据“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决定发行一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邮票，包括以下3组：</P>
<P >第一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P>
<P >第二组——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P>
<P >第三组——毛主席的革命战线胜利万岁为什么把这三组邮票作为一套呢？因为当时认为“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这是一个整体。最初定为1967年5月1日同时发行的。</P>
<P >但是后来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不得不将3组邮票改为3套。第1套即文1《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一套11枚，临时改为1967年4月20日为庆祝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发行。第2套即文2《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一套8枚，在1967年5月1日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发行。第3套是一套鲜为人知的未发行邮票，即文3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一套6枚，其中第1、3、4图中绘有当时被批判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漫画像。因为图像内容不符合当时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报纸宣传问题的几项规定》精神，而未获批准发行。所以“文”字邮票的“开门票”原定的是紧跟“文革”形势的一套3组邮票，后来实际上变成了文1《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邮票。</P></FONT><FONT face="宋体, MS Song">(作者：魏裕民 表示感谢)</FONT></DIV></TD></TR></TABL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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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title>“文”字邮票名称和类别 </DIV><BR></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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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bt_content><FONT face=宋体>
< 2em">目前集邮界关于“文”字邮票各套的名称，多有与发行文件出入之处，仅据各类《邮票目录》和集邮辞书所载，有以下几种情形：</P>
< 2em">一是出于政治上的避讳改变邮票名称。如将文2《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改为《毛主席万岁》；文11《林副主席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为中国人解放军特种邮票题词》改为《林彪题词》或《林彪1965年7月26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邮票题词》等。</P>
< 2em">二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简化文字。如将文9《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简化为《毛主席声明》或《毛主席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文15《热烈欢呼中国共产党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的发表》简化为《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等。</P>
<P 2em">三是根据邮票题材内容“约定俗成”。如将文18《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称为《军民团结保卫边疆》；文19《革命青年的榜样》称为《革命青年的榜样——金训华》等。还有将文12《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写作《毛主席去安源》，实际上当年设计时，军代表要求对原画“不能有丝毫改动”，连邮政铭记和面值都设计在原画之外。</P>
<P 2em">应当指出，在《邮票目录》等大众出版物中，出于政治上或技术上的考虑，对邮政主管部门确定的邮票名称和图题作一些变通性的处理，是可以理解的（有些《邮票目录》已按原来名称作了一些修正），但集邮辞书、史书等一类出版物，则应保持历史原貌，邮票名称和图题一律以发行文件的表述为准。</P>
<P 2em">“文”字邮票是纪、特类型邮票，但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纪严特宽”的邮票选题原则和取消了纪、特邮票编印志号的办法，因此“文”字邮票只在前11套邮票发行通知上称为“纪念邮票”，后8套则纪、特未分，一律视为纪念邮票。实际上“文”字邮票中有纪念邮票，也有特种邮票，集邮界早就有人呼吁“‘文革’邮票应分‘纪’、‘特’”（郭润康：《“文革”邮票应区分“纪、特”》，《集邮》1988年第6期），但具体分法多有不同意见，如有人认为文1是为纪念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发行的纪念邮票，有人认为从邮票题材内容来看，应为特种邮票。</P>
<P 2em">纪念邮票是邮政主管部门为纪念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而专门发行的邮票，特种邮票是邮政主管部门为宣传特定事物而专门发行的邮票。判别或划分邮票的纪、特类别，应当根据邮政主管部门确定和宣布的该套邮票的发行目的，即为“纪念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而专门发行”，还是为“宣传特定事物而专门发行”。根据这一原则，“文”字邮票按其发行目的，应认定为纪念邮票的有文1、文2、文3、文4、文5、文6、文7、文8、文9、文11、文14、文15、文17、文18等14套，应认定为特种邮票的有文10、文12、文13、文16、文19等5套（详情见附表）。</P>
<P 2em" align=center>“文”字邮票名称及纪、特类别划分表</P>
<P 2em" align=center><IMG src="http://www.cnjy.com.cn/images/20021204/ejyb200482461.jpg"></P></FONT><FONT face="宋体, MS Song">(作者：魏裕民 表示感谢)</FONT></DIV><BR></TD></T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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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title>“文”、“编”邮票的纪特类别研究</DIV><BR></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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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m">“文革”期间发行的“文”字邮票和编号邮票，都是纪特类型邮票，但由于在这一时期取消了邮票志号，因此每套邮票的纪特类别都不大明确，这给分析研究和收藏邮票带来很多不便和不利。如在一些集邮出版物和研究文章中，对新中国发行纪特邮票的统计数字很不一致，其原因就在于对“文”、“编”两大纪特类型邮票的纪特类别划分不清。集邮界早就有人呼吁应实事求是地划分“文”、“编”邮票的纪特类别。</P>
< 2em">弄清邮票的纪特类别，关键要明确区分邮票类别的基本标准。集邮界对“文”、“编”邮票的纪特类别看法不一，缘自于对分类的标准掌握不同。依笔者所见到的，目前分类的标准大体有以下三种：一是以邮票的发行目的来划分，二是以邮票图案内容来划分，三是以邮票发行时间来划分。有的是以其中某一项为主，参照其他项来划分，但大多数是以邮票图案内容为主来划分邮票的纪特类别。上述看法有一定道理，但与邮政主管部门发行这些邮票的初衷以及发行文件上的提法不同。</P>
< 2em">邮票的画面内容，即邮票题材内容，一般是与邮票的主题思想，与邮票的发行目的相一致的。邮票设计者总是要在许多素材中选取最能表现邮票主题，反映发行目的的相关图案内容，即题材内容来完成设计的。这一图案内容（题材）往往是十分丰富多彩的，如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就发行了《国徽》、《建设成就》、《举国欢庆》、《开国大典》等不同画面的邮票，它们的题材内容一般都是和发行目的相一致的。但是也有的邮票并非如此。如有的邮票题材内容与要纪念的事物、即发行目的相去较远，还有的邮票从题材内容到发行时间都类似纪念邮票，而邮政主管部门却作为特种邮票发行。如1965年8月1日发行的特74《中国人民解放军》邮票就是如此。这是因为在“文革”前，邮电部制定的邮票选题原则规定，重大节日逢五、逢十发行纪念邮票，而1965年“八一”建军纪念日既不逢五，又不逢十，因而邮电部只作为宣传解放军而发行特种邮票。由此可以看出，以邮票题材内容为主，或者再加上发行时间为标准判定邮票的纪特类别并不总是准确的、可靠的。至于以邮票发行时间为主判断邮票的纪特类别，更缺乏准确性，因为纪念邮票的发行时间往往与特定的纪念日相一致，但发行时间与特定纪念日不一致的纪念邮票也是很多的。</P>
<P 2em">我们知道，纪念邮票是邮政主管部门为纪念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而专门发行的邮票，特种邮票是邮政主管部门为宣传特定事物而专门发行的邮票。判定或划分邮票纪、特类别的主要标准和依据，应当是邮政主管部门确定的发行这套邮票的目的，这个“目的”，不能是哪个人说的或什么人分析认为的，只能是邮政主管部门在邮票发行文件上（主要是邮票发行通知，还有邮票审批报告等），原来规定或明确宣布的“目的”。邮票发行的目的和邮票的题材内容与发行时间，通常是一致的，如果是这样，那就很好判别，但如果出现邮票发行目的与邮票题材内容以及发行时间不一致的情况，那就应当以邮政主管部门确定和宣布的邮票发行目的来判定。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批判了“纪严特宽”的方针，在运动一开始就停止发行特种邮票，只发行7套纪念邮票。在发行“文”字邮票中，也曾经将一些邮票明确定为“纪念邮票”，但未曾将一套邮票定为特种邮票。编号邮票则纪特不分，一律视为纪念邮票。</P>
<P 2em">其实，“文”、“编”邮票中有些确属纪念邮票，有些则属特种邮票。有些“纪念邮票”纪念的事物和事由不明，定为纪念邮票不通。如将宣传“特定事物”而专门发行的《毛主席最新指示》等都定为“纪念邮票”。又如在发行文12《毛主席去安源》邮票时，审稿者在发行文件上将“纪念”二字划掉。在发行编95《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邮票时，邮政总局曾向交通部领导提出，“鉴于广交会一年两次，似不宜发纪念邮票，故可改‘纪念’字样；如有必要，即叫‘特种邮票’”，后来确定只称发行《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邮票。因此对于邮政主管部门关于某些“文”、“编”邮票所确定的邮票类别，或新华社新邮报道中所称的邮票类别，也要按照上述标准和原则，实事求是地重新加以判别和认定。</P></FONT><FONT face="宋体, MS Song">(作者：魏裕民 表示感谢)</FONT></DIV><BR></TD></T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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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title>“文革”中两套胎死腹中的“教育革命”邮票</DIV><BR></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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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m">“文化大革命”是从教育领域开始发难的，“教育革命”始终是十年“文革”中喋喋不休的话题，1968年的8月8日《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明确提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因而教育领域一直是“文革”的“重灾区”。“文革”末期，即1976年的9月6日毛泽东逝世的前夕，邮电部发行了一套编号为“T18”的“工农兵上大学”的邮票，作为对文化大革命“教育革命”成果的赞颂。当时“T18”邮票图稿被送往“四人帮”手下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革命大批判组”征求意见时，得到的回答是“这套邮票很好，实行开门办学，把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有力地批判了‘旧学校’的三脱离状况”。“四人帮”在高教领域的骨干分子迟群和谢静宜也对这套邮票给以首肯。在1998年发行“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邮票之前，这套极不光彩的“T18”居然一直是新中国邮票中唯一的一套反映高等教育的邮票。但从最近浮出水面的“文革”邮票档案来看，在“文革”初期曾还有两套与“教育革命”有关的邮票已列入计划或已设计出票样，但由于形势的变化，结果胎死腹中，成为永远留在档案中的史料。</P>
< 2em">1968年的7月22日报纸公开发表了毛泽东有关教育革命的一条“最新指示”，内容是：“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际中去。”这一条被称成为“七·二一”的重要指示便是后来的“工农兵上大学”的序幕或起因。该指示一经发表即刻被纳入邮票选题，作为第二套“毛主席最新指示”邮票的内容（第一套“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编号“文10”，五枚一套，1968年7月20日发行）。计划中的第二套“毛主席最新指示”邮票共两枚，另一枚的“最新指示”为1968年6月2日公开发表的“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这套邮票1968年8月15日经由当时的邮电部副部长申光批示“原则同意”，并准备提交邮电部军管会讨论。不巧8月15日这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又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条“最新指示”，内容是“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北京邮票厂的工人在没有任何审批的情况下，即刻将其搬上邮票，三天之后即1968年8月18日居然成为第二套“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邮票得以发行。使得原先计划中的第二套“毛主席最新指示”邮票不得不顺延成第三套。</P>
< 2em">当这第三套在最后敲定的前夕，1968年的8月26日的首都各大报发表了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又一条重要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毛泽东还把外国朋友赠送的芒果转赠给了进驻首都高校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示支持。在全国上下一片歌颂“金色的芒果”的热潮中，时为专业邮票设计人员的万维生设计出了一套三枚的纪念邮票———《颗颗芒果献真情》。计划中紧锣密鼓的《毛主席最新指示》和《颗颗芒果献真情》两套邮票共五枚于1968年的9月27日突然被通知计划取消，从此无声无息。同时被紧急取消发行的还有已经印好并已决定在10月1日发行的纪念邮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和《毛主席给日本工人朋友的重要题词》两套共两枚。据悉这是1968年9月27日凌晨，周总理主持召开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落实毛泽东在对外宣传中“不要强加于人”等指示。这次会议有效地制止了全国上下“红海洋”泛滥的局面，取消了邮票上“中国人民邮政”采用的毛泽东手书体，并初步改变了“文革”邮票大票幅、大红色的格局。“文革”邮票开始出现像《南京长江大桥》这样经济建设的选题。</P>
<P 2em"></P>(作者：郑启五 表示感谢)</DIV></FONT></TD></T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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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title>“文2”邮票和它的设计者</DIV><BR></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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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m">“文2”邮票的设计人员总共罗列出六位，他们分别是：夏中东、陈晓聪、邵柏林、孙传哲、张克让与万维生。除了夏中东，其他五位都是集邮者相当熟悉的设计家了，1980年复刊后的《集邮》杂志在21年里都对他们作了专题介绍，包括早已调离邮票发行局的张克让，有的甚至不止两次。惟有对夏中东只字未提。那么夏中东究竟是何许人？他怎么能成为“文”2邮票的“首席设计人员”的呢？</P>
< 2em">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爆发的时候，夏中东是北京邮票厂的制版工人。当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普通工人就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而工农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他们的言行举止都受到极大的重视，任何人都害怕落一个“反对工人阶级”的恶名。比如“文1·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邮票送往北京邮票厂印刷的时候，有工人提出应该增加与“当前文化大革命有关的毛主席语录”时，邮票发行局立刻照办，丝毫不敢怠慢，立刻重新设计，增加了三枚。文革初期全国处于一种无政府或半无政府状态，似乎邮票厂每个工人身上都配有一把看不见的尚方宝剑，可以随意地对邮票发行局和邮票厂的领导发号施令或提这提那。就在这种无政府主义和半无政府主义的极不正常的状态下，夏中东被推上了时代的潮头。</P>
< 2em">1967年初，夏中东主动设计了一套题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的纪念邮票，在时间上是与“文1”同时进行的。从这个角度说，他是“文”字票设计第一个新人。他充分利用了自身制版工作的条件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将社会上时尚的各种现成的“文革”政治宣传画作为对象，剪贴拼配出4幅邮票图稿，分别为“中共八届十一次全会公报摘要”、“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和红卫兵在一起”，后三枚均以毛泽东图像作为主图。</P>
<P 2em">第一枚虽然设计难度最低，但印刷难度却是最大的，因为是影雕套印，那么多的文字要雕刻。1966年12月在纪122“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的先驱———鲁迅”邮票中对第一枚“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使用了影雕套印，担纲雕刻的是孔绍惠，尽管雕刻得十分完美，但由于143个字极为密集，印刷技术难尽人意，黑褐色的字体很难完整地印刷在鲜红的底色上，多次出现文字缺胳膊少腿的现象，结果重刻了三次，邮票拖到了1967年的1月才印出成品，所以目前市面上出现的“纪122”1966年12月31日的首日封肯定是假的。由于取得了经验的孔绍惠继续担任了“文2”第一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摘录”的密集文字邮票的雕刻，在淡化了语录后面的底色后，影雕印刷取得了成功。</P>
<P 2em">在那个争相向毛泽东表忠心的时代，邮票发行局当然也坐不住了，于是陈晓聪、邵柏林、孙传哲、张克让与万维生等设计室的工作同志，利用当时新华社和《人民画报》发表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新闻照片，剪裁和设计成四幅邮票图稿，并一一标出了当时最响亮的“四个伟大”的政治口号。就这样两组邮票合二为一，成了一套。从现在的角度看，夏中东设计的四枚并不比专业的设计人员们差。</P>
<P 2em">这套邮票虽然是在1968年5月1日发行的，但由于印量太大，达到1000万枚（在此之前的纪特邮票的印量大多没有超过600万），因此邮票是陆陆续续下发的，记得我当时在海防前线的厦门是先买到的第2枚“四海翻腾”和第5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两组各一枚。从目录上看，1至5枚是5月1日发行的，而后三枚是9月发行的。</P></FONT><FONT face="宋体, MS Song">(作者：郑启五 表示感谢)</FONT></DIV></TD></T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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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title>“文1”复杂的出世过程</DIV><BR></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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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m">1967年4月20日为纪念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邮电部发行了一套题为《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纪念邮票，全套共11枚。第一枚为毛主席身穿军装，臂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小将的镜头（见图），其余十枚均为当时的时尚———毛主席语录。这套邮票是“文革”中“文”字邮票的领头羊。众所周知，这套邮票去掉了纪特志号。这一重大的变动腰斩了新中国这一极富特色的编号，目的在于否定“文革”前17年邮票设计与发行成绩，否定群众性的集邮活动，是“文化大革命”在邮票文化领域“革文化的命”的重大行动。</P>
< 2em">这套邮票还把邮票铭记———“中国人民邮政”六个字改由毛泽东手书体。由于毛泽东并没有留下“中国人民邮政”的手书，因此邮票上出现的六个字是拼凑而成的。“中国”二字来自毛泽东手书的《中国青年》期刊刊名，“人民邮”来自毛泽东手书的“人民邮电”，而“政”字取自何处仍有待考证。除了去掉志号和改变铭记两个众所周知的变动外，这套邮票还另有五个鲜为人知的变动。</P>
< 2em"><STRONG>其一，枚数的变动。</STRONG>这套邮票最先定为四枚语录票———“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凡是错误的思想”和“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但送审时未获邮电部党委批准。后来加了一枚毛主席穿军装的画面再次送审被通过。邮电部上报中共中央工交政治部审批时，被建议再加三条语录———“人民，只有人民”、“我们应当相信群众”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邮票交由北京邮票厂印刷时，工人提出要再增加三条语录———“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和“我们能够学会我们不懂的东西”。显然语录的添加有着各自不同的出发点。</P>
<P 2em"><STRONG>其二，审批单位的变动。</STRONG>这套邮票在邮电部党委审批后，又先后上报中共中央工交政治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革小组等，最后在中宣部瘫痪的状态下，由中央文革小组审批“可以”。这套邮票从1966年9月28日邮票发行局上报邮电部党委开始，到1967年3月28日中央文革的“可以”，前后七次上报，历时整整6个月，才完成了审批手续。</P>
<P 2em"><STRONG>其三，票名的变动。</STRONG>这套邮票原先的票名为《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后因与另一套由北京邮票厂和邮票发行局共同设计的邮票（即文2）同名，因而将名称改定为《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P>
<P 2em"><STRONG>其四，印刷方式的变动。</STRONG>原来10枚语录票分成两个印张印成金色框五连票，但印刷中发现进口的金墨耗量太大，一时无法足量印刷，不得不在半途决定将后五个图改为金边线红色框印刷。</P>
<P 2em"><STRONG>其五，发行时间的变动。</STRONG>这套邮票原定于1967年5月1日发行，但在4月19日上午，北京邮票厂的工人代表找到了邮票发行局的负责人，说是隔天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要成立，是“大喜事”，这套邮票应该在隔天发行。结果邮票便被改在隔天，即4月20日发行。因为邮票尚在北京的邮票库里，因此首发仅限于北京一地。北京邮票厂的工人在北京市革委会成立的现场出售了这套邮票。</P>
<P 2em">一套金光闪闪的邮票后面，居然包含了如此多的变动，个中折射出“文革”初期形势的错综复杂与变幻难测、工作的无序、思路的混乱，也反映出在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狂潮中“红海洋”的难以抗拒的喧嚣和人们狂热的盲动。</P>
<P 2em"></P></FONT><FONT face="宋体, MS Song">(作者：郑启五 表示感谢)</FONT></DIV></TD></T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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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title>“文革”邮票探索之旅——参编《中国邮票史》第八卷中的故事</DIV><BR></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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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m">《中国邮票史》编审委员会关于《中国邮票史》第八卷（1966年5月－1978年12月）的审定意见指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邮票事业遭受到很大的破坏，许多官方资料未能完整地保存下来……第八卷的编写工作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起步的”，但是“第八卷参编人员在撰写过程中，尽一切可能多方面查阅了可能查到的有关邮政、邮票的档案资料，走访了尽可能多的知情者、当事人，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相关的档案资料，为全卷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P>
< 2em">下面就是参编者在调查和访问中的几则小故事。</P>
< 2em"><STRONG>领袖像邮票发行的前前后后</STRONG></P>
<P 2em">人们都知道，在“文革”中发行了大量毛泽东像邮票，却很少有人知道，在“文革”初期还停售过领袖像邮票呢。第八卷参编者在调查工作伊始，就在吉林省邮电档案馆发现了一份邮电部于1967年3月14日下发的（67）邮业字11号电报，内称：“现经革命群众和革命职工讨论，认为过去发行的毛主席像邮票及其他革命领袖像邮票政治意义重大，方向是正确的”，因而“同意注销”1966年8月31日发出的（66）邮业字50号电报，“立即恢复出售毛泽东像邮票”。这是怎么一回事呢？</P>
<P 2em">关键是要找到这个（66）邮业字50号电报，可是他们在中国邮票博物馆、邮电部档案馆都没有找到。事隔一年，在北京市邮政局档案馆查找资料时，意外地在财务档案中发现了这份电报。原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些红卫兵和邮电内部的职工，对邮局出售毛泽东等领袖像邮票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领袖像被盖上日戳或随信封乱扔，与革命群众对领袖的无限崇敬和衷心热爱的心情相抵触”，要求停售领袖像邮票。邮电部党委一方面请示中央，一方面于1966年8月31日发出了邮业字50号电报，通知全国邮电部门“暂停出售领袖像邮票”。</P>
<P 2em">后来，随着社会上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之风盛行，北京邮票厂群众组织又提出“用毛泽东思想占领邮票阵地”的口号，因而要求出售和发行毛泽东像邮票的呼声再起，于是就有了（67）邮业字11号电报。此后，毛泽东像、语录和诗词邮票不仅恢复出售，而且大量发行起来。</P>
<P 2em"><STRONG>“刘英俊”邮票为什么1套6枚？</STRONG></P>
<P 2em">为一名英雄战士发行1套6枚邮票，这在新中国邮票发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和发行呢？当年的邮票设计者孙传哲先生已经作古，参编者只好在档案资料和报刊杂志中找答案。</P>
<P 2em">刘英俊拦惊马抢救儿童的事迹发生于1966年3月15日，很快引起了从军队到地方、从地方到中央的广泛重视。采编者从当年的《解放军报》上看到，该报于1966年7月14日发表了《学习最高指示，执行最高指示，宣传最高指示，捍卫最高指示———向毛主席的好战士刘英俊学习》的社论，提出了向刘英俊学习的四个方面，也叫响了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最高指示”的四句话。当时邮票发行局正在收寻“紧跟”和“高举”的邮票题材，看到《解放军报》的社论后，立即决定发行邮票，并且定为1套6枚，全面反映刘英俊的事迹，即第1图“刘英俊同志像”，第2至第5图，按照社论的“四句话”，设计为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最高指示”，第6图“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是一幅拦惊马图（见图）。设计图稿完成后，向解放军总政治部征求意见。总政回信表示同意，建议把图题中的“最高指示”改为“毛泽东思想”。为什么这样改呢？参编者经查中央文件才知道，原来在此这前，即1966年8月4日，毛泽东在批发一个文件中指出，今后不要再用“最高指示”的提法。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也提出，根据《解放军报》9月24日的最新提法，应将“执行毛泽东思想”改为“贯彻毛泽东思想”。最后确定为现在的图题。</P>
<P 2em">由此不难看出，“刘英俊”邮票的发行，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实际上是借宣传刘英俊的事迹，宣传当时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四句话”。</P>
<P 2em"><STRONG>一套鲜为人知的未发行邮票</STRONG></P>
<P 2em">一些研究“文革”邮票的集邮者曾提出疑问，在最讲“突出政治”和“紧跟运动”的“文”字邮票中，为什么对“文革”中最大的政治事件——“打倒刘少奇”，未发行邮票呢？</P>
<P 2em">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即受到批判。1966年12月，邮票发行局在讨论1967年邮票选题计划时，提出发行一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邮票，共分三组。第一组即后来发行的文1“毛主席语录”，第二组即文2“毛主席万岁”，第三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档案记载，这组邮票已经设计，并打出小样，编为文3，一套6枚。其中第1、3、4图中，有刘少奇等几位被“批判”和“打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漫画像。在1967年4月5日邮票发行局召开的生产会议上，有的同志提出这套邮票的画面和题目是否合适？于是决定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请示。</P>
<P 2em">1967年4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宣传组约见邮票设计工作者，谈对这套邮票的意见。据这三位设计工作者事后写的“备忘录”记载，中央“文革”小组宣传组传达如下意见：“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应该突出全面表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个关键时刻的重大决策……，要求全面表现。漫画以及文字中的‘打倒’、‘砸烂狗头’等，在国内看懂，邮票是要到国外去的。”那么，中央“文革”小组为什么会表示这样的意见呢？后来参编人员在中共中央文件中找到了答案。原来1967年3月16日中发犤67犦104号文件明确规定，“报纸上一律不许刊载戴高帽子，挂黑牌子，罚跪，开斗争会等图片”，“报纸上一律不要使用那些谩骂的词句，例如‘砸烂狗头’、‘混蛋’、‘油炸’等”。</P>
<P 2em">报纸是如此，邮票图案当然更要贯彻正面宣传的精神，中央“文革”小组对此也不敢违背。</P>
<P 2em"><STRONG>毛泽东像、语录和诗词邮票不再发行的原因</STRONG></P>
<P 2em">从1968年9月27日，不仅印有毛泽东和林彪图像的“全面胜利”第一稿邮票撤销发行，而且从这以后“文”字邮票未再发行毛泽东像，语录、诗词邮票，和文13以前毛泽东像、语录、诗词邮票铺天盖地而来，形成鲜明的对照。一位研究“文革”邮票的集邮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这种现象的出现，在那个时代是不同寻常的，这背后肯定是毛泽东本人有话，甚至可能有红头文件。</P>
<P 2em">这位先生还真的说对了。第八卷参编者首先在吉林省档案馆查到了1968年5月至9月，中共中央连续发出3份文件，传达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批示，包括批评“以我为中心”的思想，对外宣传中“强加于人”的错误等等，要求坚决地有步骤改革对内、对外宣传。但这些指示精神是如何和邮票工作联系起来的呢？仍是不得而知。这时参编者联想到“全面胜利”第一稿邮票撤销发行的原因和“全面胜利”第二稿邮票出现的“根据”（邮电部军管会报告中讲到“根据中央首长9月27日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重要指示”等语），觉得弄清1968年9月27日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精神十分重要。参编者开始在邮电内部、外部查找这次宣传工作会议文件，都没有查到。后来他们知道，这次宣传工作会议是中央临时召开的，只有驻京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并未形成文件。而要找到当时与会的邮电部军管会负责人，既不知下落，调查的手续也不好办理。这时，他们从邮电部一位同志处得知，当年邮票发行局的军代表转业到北京邮电学校工作。第八卷参编者找到这位同志，他介绍当年军管会生产指挥部的负责人就住在总参通信兵部大院。当他打电话向这位老同志说明情况后，这位老同志很爽快，立即把第八卷的编者请到他家里侃侃而谈。当他讲到军管时曾3次进中南海向周总理汇报电信工作，还在人民大会堂参加过宣传工作会议时，这正是第八卷编者所要了解的问题，于是请他详谈，并写了回忆材料。</P>
<P 2em">原来中央为了贯彻毛泽东关于宣传工作的指示，于1968年9月27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会议由周恩来总理主持，他从援外飞机、汽车上印有毛泽东像和语录讲起，指出这不是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时，张春桥插话，批评了邮电部军管会发文要求出厂机器面板上钉“毛主席语录”牌的错误，江青也借机指责邮票发行工作和集邮工作。长期以来集邮界流传的江青攻击集邮是搞“特务活动”的话，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讲的。这个会议一结束，这位负责人即赶回邮电部，9月27日一上班，就向军管会主任、副主任汇报了会议精神，并当即决定：今后不准在邮票上印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已经印制未发行的邮票停止发行；已经发行的可继续使用和出售（后来交通部管理邮票工作时，改为停止出售）。当天邮票发行局即发出电报，停止发行“全面胜利”（第一稿）和毛泽东为日本工人“题词”两套邮票；在此后发行的邮票也未再印毛泽东像、语录和诗词，直至1977年。</P>
<P 2em"><STRONG>大、小“一片红”邮票的来龙去脉</STRONG></P>
<P 2em">大、小“一片红”邮票共有几套？几枚？究竟是什么原因撤销发行的？这是令集邮界议论纷纷的问题。第八卷参编者从一开始就把这个问题作为重点，反复深入地进行了调查。</P>
<P 2em">参编者最初在中国邮票博物馆看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和《全国山河一片红》两套邮票的档案。原来1968年9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庆祝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邮票发行局当即决定发行邮票，并设计一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计划在1968年10月1日发行。这套邮票画面是毛泽东和林彪向热烈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工农兵群众挥手，背景是汽球悬挂下的标语，票图下方印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字样。此即人们所说的“全面胜利”邮票第一稿。下厂订印时，编为文14，票幅为60×40毫米。开始是一个面值（8分），后经邮电部通信组同意，在同一图案上，改变“中国人民邮政”6个字的刷色，另印一枚22分面值邮票。据查到的北京邮票厂发货单证实，此票8分、22分两种面值邮票已大量印制，并且已由邮电部军管会下发了发行通知。但此票为什么又在1968年9月27日撤销发行了呢？档案中没有记载，仅有邮票发行局下发的一份电报，称：“你局已接到或将要接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和《毛主席给日本工人朋友们的重要题词》邮票，请立即停发”。</P>
<P 2em">后来，参编者在邮电部档案馆查到了一份邮电部军管会于1968年10月8日呈国务院的报告，内称：“根据中央首长9月27日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重要指示，……邮票设计人员和工人同志共同设计，以工农兵形象，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并附样票4枚。</P>
<P 2em">这枚邮票在已撤销发行的“全面胜利”第一稿的图案上修改。规格仍为60×40毫米。主要是去掉了毛泽东与林彪像，改为以工农兵形象为主图，并在背景上画了一幅中国地图，上有“全国山河一片红”字样。此即“全面胜利”第二稿，人们也俗称为“大一片红”。这份报告送到了国务院主管生产工作的副总理李富春处，李富春当天就批示：“请邮电部军管会直送中央文革审查。”但此报告并未送至中央文革，而转到了周恩来总理处。据访问这套邮票的设计者万维生、并从他当年写的“纪要”中得知，周总理在百忙之中看了报告和票样后指示：这套邮票还是要发行，但要修改，不要贪大求全。</P>
<P 2em">于是，设计者按照军管会的要求，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又重新修改了设计。这次修改，缩小了票幅，并改为竖版，为30×40毫米，主图仍为工农兵形象和中国地图，并减去了一些标语口号和票面下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字样，而以地图上的“全国山河一片红”字样，作为这套邮票的名称。下厂订印时，仍编为文14，一个图案，8分、22分面值两种（22分面值邮票后来因撤销发行未印），这就是人们俗称的“小一片红”邮票。据查到邮票发行局邮票库关于“文14《全国山河一片红》纪念邮票配发清单”，于1968年11月16日已下发各省、市、区管局8分面值邮票共计5000万枚，内定为1968年11月25日发行。这套邮票为什么又遭到了撤销发行的命运？档案记载很明确，邮电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1968年11月23日的电报称：“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地图不准确，请立即收回封存，已经出售的要尽可能设法收回。”“地图不准确”指的是什么？后来他们又在邮电部档案馆查到当年外交部和邮电部军管会联合向周总理的报告，讲到“地图出版社同志买到这枚邮票，发现邮票上的象征性地图确与我国现行出版的中国地图边界线不符”，“属我国领土的南海诸岛也未表示出来”，其中并没有提到地图上台湾省的画法问题。</P></FONT><FONT face="宋体, MS Song">(作者：魏裕民　表示感谢)</FONT></DIV></TD></TR></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