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听纪27说了什么

chris307

我今天开始要写的不是老纪特中的纪27，而是民国时期发行的纪27。中华民国时期也发行了不少的纪念和除去普通邮票以外的数种名目的邮票，当然其数量与今天那是没法相比的。由于过去环境的限制，有关这些邮票的故事渐渐地被淹没了下去，长江后浪推前浪嘛。其中有一套的名称为《郵政紀念日郵票展覽》，即就是我要谈的纪27的票名。当时很多的邮票都是雕刻版，或胶雕混合版的，但这套纪念邮票是膠版印刷。我拥有的这套票是什么时间买到手的，已经記不得了，只所以今天抖落儿出来，是因为前段时间又购得了两个此套中的竖双连并盖有纪念戳记。本人集邮经常是以能读到邮品上所代表的历史事件和记录的历史痕迹为乐事，邮品本身说的话如果听懂了对我这样的集邮者来说那是非常地令人神怡。

       一般来说几乎每套邮票都可以引伸出一些故事来，有些故事是邮票本身就具有的，而有些故事是邮票发行后才发生的，也就是“时间”给予了邮票以新的注解。《郵政紀念日郵票展覽》这套票本身就有可讲的故事，而后来直接与间接地又有些事件可以与该套邮票相关联，这也与写文章的人的想法以及查找资料过程中碰到了什么有着紧密的联系。不管怎么说，这套邮票所能谈的事情还是有一些的，下面我就摘取一点来聊聊。
       首先谈谈有关发行日期的情况。人民邮电出版社一九九0年版《中华民国邮票目录》标记的发行日期为“1948.3.20~5.19（民国三十七年）”。这种日期标注法容易让人理解为这套邮票是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开始出售，到五月十九日停售，很明显地就可以看出是不准确的。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邮票全集》标记的发行日期为玫红色票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日，绿色票为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九日。由此看来《中国邮票全集》的标记要明确得多。斯克特目录标记的情况与《中国邮票全集》一致，是不是由此可以推断这套邮票是分两次发行的？答案为“是”，这套邮票确实是分两次发行的。

[ 本帖最后由 chris307 于 2010-11-13 19:33 编辑 ]

kaili

        根据陈兆汉先生所著的“中国郵票圖鑑”的资料显示，国民政府交通部确定一九四八年三月廿日为中国邮票发行七十周年纪念日。邮票展览当天在南京市开幕，同时发行了一枚（玫瑰红）邮票。又于五月十九日在上诲举办邮展时，再发行了另一枚（绿色）邮票。显见当时的邮票发行是按计划，有步骤分二次进行。我倾向于支持陈先生的著述，所提供资料详实，而且作者是一位资深集邮家，也是当代见证人。

kaili

        贴片所列的发行日期，邮票版式资料都很清楚。

chris307

原帖由 kaili 于 2010-11-14 02:34 发表


        贴片所列的发行日期，邮票版式资料都很清楚。

贴片是我自己做的, 文字是我按资料打的, 但如果按2009斯克特目录, 则两枚无齿票的编号就打错了, 因为那两个的编号现在给了齿孔变异.
       为什么一个主题为邮票展览的纪念性邮票要分两次发行呢？这首先就要谈到“邮政日”，一九六九年万国邮联在第16届代表大会上决定把每年的十月九日定为“万国邮联日”。一九八四年时万国邮联第19届代表大会认为此名称无法达到预期的宣传与触动作用，所以又决定更名为“世界邮政日”，我们今天纪念的就是这个日期，由此很多的邮人都以为在此以前没有“邮政日”一说。实际上早在中华民国时期，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宣传邮政的意义，当时的邮政是归交通部管辖。由交通部核定公布的首届“邮政纪念日”定为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后人又牵强附会地说这一年为中国发行的第一套邮票诞生七十年，至于当年确定“邮政纪念日”时那些参与者们是不是想到了第一套邮票发行七十年这一点，现在怕是已经没人能说得清楚了。中国的第一套邮票就是发行于清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年）的“海关大龙邮票”。对集邮界来说这第一个“邮政纪念日”所带来的事件就是国民政府交通部邮政总局在南京新街口社会服务处举办了一次邮票展览会，为此特发行纪念邮票一枚，另有无齿孔邮票同时发行，这就是该套邮票中的玫红色票。

       此次邮票展在南京的正式开展日为三月二十日。南京当时是中国的首都，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所在地，各外国驻华使节也在南京，此次邮票展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九日进行了预展，当时参看预展的人中有民国政府机关的相关人士、外国驻华使馆人士、新闻界的记者们和集邮界的名人等。原定正式展期为三天，后延期至三月二十五日结束。关于展出日期有两种说法，一种为七天，一种为六天，实际上就是算不算三月十九日那天的预展。但邮票是在三月二十日发行的，这好象是没有疑问的。
       上海的美术、集藏界在那年的活动也很多，其中第四届全国美术展览是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活动之一。南京邮票展举办后，由全国美术协会联合上海的集藏界人士向交通部申请把邮票展的展品拿到上海并与上海的集邮界联合举办一次展览。上海邮票展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九日开幕，举办地点为上海南京路国货公司二楼的“中国艺院”。展览中除去邮政总局提供的展品以外，还有上海新光邮票会以及上海部分集邮人士提供的展品。五月十九日上海邮展开幕之日，交通部邮政总局又发行一枚邮票以示纪念，也包括有齿与无齿两种，与南京邮展所发行之邮票不同之处仅为颜色是绿色。此次上海邮票展在五月二十五日闭幕。

谷雨

斯科特目录
及
中华邮政发行说明

[ 本帖最后由 谷雨 于 2010-11-14 13:16 编辑 ]

chris307

       谢谢谷雨先生提供的资料, 不知那个中文的材料出处是哪里? 比如当时申请在上海办邮票展实际上是由美术界与集邮界共同出面，而且是以美术界为主的，可现在的一些文章都只提集邮界，却从不提美术界，原因为何?

       关于这套邮票的印次我没有见到资料记载，但从事实上可以推理出此套邮票一开始只是计划出一枚，以有齿和无齿的形式发行。理由是上海邮票展并不是原来就预计好的，而是后来补加的，也可以说是临时的变化，因此绿色的那枚票是不可能与玫红色票一起印制的，其印制决定应为邮政总局同意在上海办邮票展之后才做出的，也就是绿色票的印刷时间是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九日至五月十八日之间。不知哪位朋友知道具体信息，还请补正。
       再谈谈票中票的情况。很多文章都介绍过票中票这种邮票中的特殊形式，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时读《集邮》杂志的文章，看到过介绍说中国第一套“票中票”是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发行的J.99《中华全国集邮展览1983.北京》，并特别指出该套票是由黄里设计的。后来才知道我国的第一套“票中票”是民国时期发行的，也就是我这篇文章所谈的《邮政纪念日邮票展览》纪念邮票。很久以来我一直有个疑惑，“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是有几千年的历史还是从一九四九年开始算的？通常都讲中华民族有着厚重的文化传统，可每每说到某种具体事物时却只按几十年内的情况去谈，就如同这个“票中票”的介绍一样。现在的一些文章里还是如此地写着，与以前的区别只是在文章中会提到这套民国的纪27。这种数典忘祖的情况相当地多，有时你都能感觉到那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因为这种事情在现在是如此的“正常”。比如举办个什么活动一定要冠名为“庆祝建国某某年”、“华诞某某”等等。这些说法你都不能仔细地去琢摸，按此说法似乎我这一代人的父辈在出生时本就不是“中国人”，甚至连“华人”可能也算不上，因为“建国”和“华诞”才六十年嘛。伟大领袖说过“一张白纸，可画最新最美的画图”，结果是“国”也不国了，“华”也无华了。要我说一张白纸还可以涂个乱七八糟，比如中国的邮票编号系统，有人曾经多次去宣传这个系统的“先进”和“科学”性，我却不以为然。就几十年的时间，你看有多少种邮票？光纪念邮票一种就有“纪”字头、“J”字头和“编年纪念”，这还不算“文”字头和“编号”字头的呢。这种编号系统简直就是猜谜游戏，你要不知道邮票是“纪”是“J”还是“编年”，那你就得花不少的时间在目录中找它，一点也不方便邮人，对外国人来说更是无法使用中国的邮票编号系统。细研究，这几种邮票编号字头的出笼都是处于邮政管理系统头头们大换班的时期，这就不免让人联想到是不是这些人以公器为私人打印痕?而集邮界的一些人还一直在为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唱颂歌，目的是什么？

chris307

在接着聊票中票之前补充一点资料:
       关于南京邮展的日期还有一种说法，据一篇署名为黄继光的作者在题目为《民国邮票设计史话》的文章中写道：“南京邮政日邮展在1948年3月20日至24日如期举行，盛况空前，各地集邮家济济一堂，成为我国集邮界的一次史无前例的盛会。邮展期间出售纪念邮票收入高达国币五亿多元。4月1日至3日，邮展移至交通部大礼堂又展览三天，观众仍十分踊跃。”如果按此说法,那邮展的地点、时间与天数都得另计。即南京邮票展两次共八天，地点增加了交通部大礼堂，而且此文未提及三月十九日预展的情况。“纪念邮票收入高达国币五亿多元”，这里给出了玫红色票在邮展期内售出的一个约数，每枚面值5000元，那就是说有齿与无齿的玫红色票当时合计的出售量约为十万多枚。我对此种说法还不敢肯定，疑问是为什么在一个城市中办的邮票展要在两个地点举行，从现在看还找不到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如果哪位朋友有信息也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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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政紀念日郵票展覽》中的票中票有两枚，据介绍原设计思路是有四张票的，后因图案太小，不易表现，所以缩为两枚。其左侧圖案為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发行的《中華民國郵政總局成立五十周年紀念》郵票，主圖是面值为500元的飞机、帆船。这里有一个事实引起我的注意：中华民国是一九一一年建立的，到一九四七年只有三十六年，为什么“中華民國郵政總局”却成立了五十周年呢？原来中国的“国家邮政”建立于一八九七年二月二十日，那时还是“清”代，由一八九七年到一九四七年正好是五十年，也就是说“中華民國郵政總局”的年限计算是由中国的“国家邮政”为起始点。今天如何去看待这种承继性，真不好明说，如果你承认以前就有了完善的邮政系统，那怎么去圆“一张白纸”这种说法?
       该票右侧圖案為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發行的《中華民國光復紀念》郵票，主圖是面值为一角的孫中山肖像。这里面也有一个概念令人深思，中华民国不叫“建国”，而叫“光复”。“建国”那就是从一张白纸写起，但“光复”不过是“复辟”一词的褒义词，意思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接收过来的，那本就属于“我”，所以就不是“白纸”一张了。这种说法我过去也没有细想过，但今天再去看这个“光复”，似乎就看出来点什么东西了。

chris307

       接下来谈谈有关承印厂家的情况。邮票目录上记载着此套邮票两次印刷都是由“上海大业印刷公司”印制的。在全张版票的右下角也可以看到该厂的厂铭，其全称应为“大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这个“大业印刷公司”在中国的邮票和钱币印刷史上是有着相当重要地位的，不论是民国时期的邮票和纸币还是老纪特邮票你都能频频见到它的身影。但我初歩查看了一下《中国印刷通史》和《中国印刷史》这两本“重要著作”，可惜的是这种著作实际上是中国的书藉印刷史，对纸币、邮票和有价证券的印刷情况几乎是不着一字，说实话通常集藏者是很难在正规的史料出版物上找到钱币、邮票及有价证券的印刷公司的详细资料的。关于这两本印刷史专著，也不是一点也不提“大业印刷公司”，公平的说那里提到的地方还是有的，只不过这种公司都是陪衬，所以对钱币和集邮研究者来说就不会有太大的帮助。另外在《中国印刷通史》书中有一表格处写有“李祖荣    大业印刷公司”，从我所知的资料中大业印刷公司的名人里没有李祖荣这个名字，不晓得是不是印刷错误。据说公私合营以后“上海大业印刷公司”合并到“上海第二印刷厂”了，但关于这一点我只是觉得在很多年前曾听说过，却一直未找到证据，现在我也不敢肯定我的记忆是否是正确的。
       正史里既然找不到相关的资料，咱就来点“野史”。即说“野”那就是看者觉得有理，就信其说，若觉得无稽，则斥之。但以下所说我自认为还是八九不离十的，因此也就敢于文责自负。
       就象提到北京同仁堂那就不得不提乐家一样，如果提到上海大业印刷公司，也不得不提到李家。这个李家在浙江，俗称“小港李家”。这个家族很大，在江、浙、上海和中国近代史上还是值得写上一笔的，如果挖掘起来估计能写一个长篇，那可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了。对这个家族如何定义，我也说不清楚，可以称为封建买办？大地主？买办资本家？民族工业的先驱？民族资本家?按封建时代的说法那是“大户”和“官绅”、按黑道的说法那是“强龙”与“地头蛇”、按现代的说法那是在“财富榜”排名靠前的富豪。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小港李家在清代晚期和民国时期曾经活跃于政商各界和黑白两道，其在工商业上涉足银行业、制药业、铁路、采矿业、工程、化工、印刷、保险、建筑、渔业、娱乐等行业，除去上海外其家族企业也分布于一些中国其它城市里。

chris307

上个贴子忘记贴图了, 在此补上

chris307

       有一次与朋友聊天，谈到几十年来中国的文学创作，朋友说在现代华人作家中你真不好说谁行，谁不行，四九年以后你就找不出来个“大师”级人物。我回答说怎么没有，不是有句流行话说：“有人群处有金庸、有井台处有高阳”吗？那是让所有层次的人包括下里巴人都能去享受“阳春白雪”的作家啊?什么叫“行”？写的东西有人看就是“行”，受大众的喜欢，使人爱不释手那就是“大师”。不成想“朋友”中竟然有人问“高阳”为何人，按蓝梦的话说就是我也“郁闷”了一回。
       高阳写的书中，曾有多部详解过在江浙一带起过相当大作用的大帮派“漕帮”。而“漕帮”的消亡，最主要的因素之一还得归之于“沙船帮”的兴起。小港李家的创始人李也亭，就是在“沙船帮”中挖得第一桶“金”的，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李家从起始就与“帮”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脉，即使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李家“退却”到香港和海外后，仍然与“帮”有着千丝万缕、扯不清、道不明的情缘。但李氏一族并没有局限于“帮”，而是由“帮”到“朝庭”通吃，这才是李家能发达的缘故，而这也是“中国特色”，此特色至今不衰。到得“大业印刷公司”创建时已经是李家第三代人的事了。
       大业印刷公司是由李厚祚创办的，李厚祚字屑清，是小港李家“信”字一房的，他生于一八八0年（清光绪六年），于民国初期进入银行界，曾任南京中国银行副经理和天津造币厂监督等职，对证券和纸币的印制颇有见解，这与大业印刷公司后来积极参与有价证卷的印制可能有很大的关系。但大业印刷公司一开始只是个普通的民营印刷厂，在同行业中并不见有特殊之业绩。是李厚祚的长子李祖永使大业印刷公司红火了起来，其发展情况与红顶商人胡氏颇有相类之处。
       李祖永，生于清光绪三十年（1903年），逝于1959年。曾留学美国，回国后在光华大学任教，曾任民国政府上海县财政局长、财政部统税部视查员兼秘书、资源委员会经济委员等职，可他的主要贡献却在大业印刷公司。该公司最初由李厚祚任总经理，李祖永从国外回来后介入到大业的管理之中，先任厂长，后出任董事长兼经理，等于是全面直接地管理大业印刷公司了。


[ 本帖最后由 chris307 于 2010-11-18 09:37 编辑 ]

kaili

        继续，学习中！

chris307

原帖由 kaili 于 2010-11-18 16:10 发表



        继续，学习中！

谢谢, 这个贴子能写出来也是由于感到如果不给南方论坛写点东西, 也实在是说不过去, 谷雨啊、机戳迷啊Vicent啊等都一直非常地努力，所以我就有压力了。
此贴原来是打算给一个邮刊准备的素材,可觉得如果发在邮刊上, 有些话我就不能全说出来，现在的形势就是如此，所以索性就发在论坛上吧，我也可以畅所欲言。

chris307

       大业印刷公司“咸鱼翻身”，吃上皇粮并大展宏图，是从一九二七年开始的。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大业的“成功”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更象是必然的产物，因为在那个历史的关口，大业印刷公司占据了“天时、地利与人和”。“天时”是当时中国政局动荡，蒋氏集团缺钱；“地利”是大业印刷公司所在地为上海，也是蒋氏集团摇钱树长的地方，又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还是李家的基础根源；而“人和”这一点更重要，李家对“人和”的富有至今并未完全现于光天化日，可只从一些现象中你仍然不得不叹服其厚重的程度。下面我就从这三个方面，而主要是“天时”方面来谈谈大业印刷公司的兴起，因为“地利与人和”可以随时建立，有很多的家族都有着这两个条件，可“天”却是“时不我待”的。
       “天时”：一九二七年这一年在中国现代史上应该算是“多事一秋”。据新华社的报道，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客人时曾说过：“宋庆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蒋介石叛变后，国民党内有两位女性是真正左派，一位是宋庆龄，一位是何香凝，她们一直同共产党合作”。有时我也会迷糊，你说这国家领导人在谈到“中国革命”史实时一定要先讲给外国人听，而作为子民的我们得到的却总是只言片语，也不发表其谈话的全文，哪怕是上下文呢，也好让人理解为什么说这些。比如邓小平的这段话，他为什么要讲给印度人啊？上文和下文都有什么？我就不相信印度人比中国人更聪明，你凭空讲了这句子话，我自信也读了不少的中国历史书，还不太明白，而那些不识汉字，不知中国现代史，兴许连宋庆龄是男是女都不知的印度人就能全明白了其意思？毛泽东也惯于此法，他的很多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谈话都是对外国人讲的。
       邓氏对印度人谈到的“蒋介石叛变”和“她们一直同共产党合作”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一九二七年，这也是大业印刷公司所碰到的“天时”。说到蒋氏的“叛变”，也就必然得提提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这个全会也是在这一年召开的。最有意思的是此次会议是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国民党左派势力和中国共产党掌控的，说得明白一点这次会议可以算得上是一次“文官政变”。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代表总计三十三人，其中有中央执行委员宋庆龄（大陆J82）、何香凝（大陆编年1998-15，据传大陆明年将发行关于她的纪念邮票）、谭延闿（民国纪9）、吴玉章、林伯渠（大陆J124）、恽代英（据传大陆明年将发行关于他的纪念邮票）等十八人，候补执行委员毛泽东（大陆曾发行多套纪念邮票和各种邮票）、董必武（大陆J123）、邓演达（据传大陆明年将发行关于他的纪念邮票）等十一人，候补监察委员李宗仁（这个人好象没有上过邮票，而且上邮票的机会现在看也不是很大）等四人，仔细看看这些人名你是不是觉得这不象是国民党的中央全会，倒有一点儿象是共产党组织的一次高级政协会议？事实上这些人当时确实就是国民党员，不过他们很多人有双重身份：“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员”！会议选出了谭延闿、宋庆龄、徐谦、孙科、顾孟余等五人为主席团。选举新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九人：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民国时期与台湾都曾大量发行过关于他的邮票）、孙科、顾孟余、谭平山、陈公博、徐谦、吴玉章。会议选举汪精卫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党部组织部长，并决议不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看官请注意，这里有个“不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多年后毛泽东记取这个教训，坚决不设国家主席，但致死也不放弃“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chris307

       说白了就是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免去了原来由蒋介石担任的所有实质性职务，而只给了他一个虚衔，这还是因为蒋介石没去开会。过去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象宋、何这样的老国民党员能如此地坚决跟着毛主席“干革命”，通过对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这件事的了解，我终于明白了。在该次全会上这两位国民党的太后被“借”用于推广“赤化”，而她们自己也尽全力想推开蒋氏及其“粉丝”们，以便打开参政之路，但如此一来他们也就与国民党中的最大派系集团公开敌对，以致于失败后她们也就没有了后路，除去她们的丈夫是国民党创始人和大首脑外，这两位女人没有任何别的政治与军事资本，不象李宗仁等，手中还有兵也有地盘儿。所以反蒋失败了，她们就只有退出政治一线过着富有而平稳的生活，可她们又实在是不甘心呢，因此一辈子做了花瓶，主人要摆就摆，不想摆就抛在一边儿。
       从这个二届三中全会的人事安排里面你还能读出汪精卫就是在此时才于武汉形成了势力，这为他以后在那里成立敌伪政权打下了基础。能不能说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汪伪政权只所以能建立，从历史上看还是得力于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国民党左派的培植以及斯大林共产国际的赞助。而这个伪政权的两任头子就是汪精卫和陈公博，还有一些出名的汉奸也是在此次全会后被汪氏政权委以重用。从现代史上看汪精卫一伙在此之前并没有与蒋介石争天下的人力资源，只是一伙国民党内的笔杆子，说得好听一些是“秀才”，几十年后的“四人帮”也是如此之徒。而在此次全会之后由于汪氏的所谓“继承总理遗愿”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所以其集团里就增加了不少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并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日本战败，以至于有一些以前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傢伙们最后的结局竟是以汉奸告终的。现在有一种潮流，在文学作品和历史研究中注重于表现汪氏在清王室灭亡时期的“革命活动”，而很少有严厉批判其卖国行为的作品，更有甚者还有为汪氏“曲线救国”找各种借口的作品出现，让人生出无端的“想象”。同样的情况也出现于末代皇帝身上，不管溥仪与日本人有着多大的矛盾，其为卖国贼是无可争议的，即使后来变为“特殊公民”，那还是“卖国贼”，因为他当时有卖国的实力又确实是卖了国!难不成杀人者后来由于客观因素而失去杀人的能力了，你就因为他与其杀人同伙有矛盾而否认其杀人的事实了吗？而对那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大义”的人士，却因其是“黑道”或“反共”而大加丑化，比如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请问有几人还知道这个传奇人物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民族大义和反抗日本侵略者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他在淞沪会战期间，动员恒社门生组织别动队协助国军作战，并暗中帮助军统网罗人员、收集情报，建立了“人民行动委员会”，并策划过多次暗杀汉奸的活动，死于其手的有公开投敌筹建伪浙江省政府并拟出任伪省长的张啸林，还有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等。在抗日战争中能使如此大的汉奸毙命的有几例?而这种汉奸可是货真价实的卖国贼啊！现今大陆国人中知道杜月笙其人的并不多，其中大多数都只知其是黑帮头子、大流氓，而且反共坚决，并杀死过共产党人，实属万恶不赦。如何正确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如何看待其在民族大义和对某个利益集团的态度，何为主何为次，民族为重还是党阀为主，这是我们这代人要面对的一项难题。这种难题可不是《色戒》这种作品所能包容和解决的，因为这种作品要想发行，首要的是不碰“敏感”地域。

chris307

      再谈回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那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除去以上谈到的入选人员以外，还加上了从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推出的六人：宋子文、宋庆龄、陈友仁、邓演达、王法勤、林祖涵。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个机构的成员中，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合在一起占了绝大多数。而原先盘踞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右派们如张静江、胡汉民、伍朝枢、吴稚晖、丁惟汾等均被排除在外。也就是说蒋氏集团的人物已经在中央一级里失去了权势和地位。大陆的历史书中特意着重记载着该次会议邀请了蒋介石去参加，但是他却始终没有到会，从语气中你觉得蒋介石不去开会那是他自己的错，这里面老蒋一定是有着什么阴谋的。不过让我按常理去想蒋氏怎么可能去开这种会呢？你邀请他去开轰他下台并剥夺他权力的会，而且会后的结局有可能是命都会搞掉，这时的蒋氏如果没有别的选择我想他一定会象林彪一样“逃之夭夭”吧。这个历史事件后来被除去大陆以外的史学界称为“武汉倒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学术界把这个事件定义为“蒋介石叛变”，可在讲其“叛变”过程时却把这个“倒蒋”的情况给介绍得飘飘忽忽地，使人觉得好象是蒋氏叛变在前，倒蒋在后。我的看法是蒋氏并没有参加“革命”，也无加入过共产党，他一直是在搞“反革命”，那又何谈“叛变”？

       蒋介石是民国一代人物中的优秀者，当时也还不至于无路可走，他毕竟是“总理”的学生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他还是有相当力量的，最主要的是他手中握有“枪杆子”，所以他就竟然敢于“另立中央”。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蔣介石在南京成立了自己的國民政府，与武漢的汪氏政权對立，这在历史上被称為“宁汉分裂”。在学习这段中国历史时应记住一点，那时中国境内并不是只有一个蒋氏政权代表的“国民政府”，而是有两个“政府”。不光如此，其各地的军阀“占山为王”的还有很多。所以如果把那时的中国发生的所有事件都加的蒋氏的头上，可是有点太高抬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很少有谈论“宁汉分裂”之后的中国实际状况的，为什么？周恩来（大陆J13）生前曾有一句话现在很“流行”：“党内的事，有些到死都不能说”，由此出发，有些会引起党史争议的历史事件就被“淹”了。

       这中间还有老鼻子的故事可谈了，我就摘点主要的提提。比如蔡元培（大陆J145）当时是国民党中央監察委員，他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于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由吴稚晖（台湾纪93）提出发动“护党救国”运动。由此引发了检举“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控告共产党且谴责鲍罗廷，阴谋使中国变成苏联殖民地；李济深（大陆编年1993-8）接着站出来振臂高呼赞同“清除共产党势力”。这两件事情就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完全势不两立的宣言。另外周恩来按共产国际指示照搬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在上海指挥工人进行了三次起义，与上海的各种势力进行较量，以工人阶级的血肉之躯去和“武装到牙齿”的各种军事力量拼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大屠杀。而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此次“大革命”中的表现“不如人意”，鲍罗廷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对中共中央进行大改组，陈独秀被停职并失去所有的言语权，然后由罗明纳兹在汉口主持召开八七紧急会议，该次会议的参加者就是当时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倒蒋”的那几个中共中央委员和湖北及武汉的共产党员，会议全面清算了陈独秀，由共产国际指定瞿秋白来主持中共中央。按中共党史的说法就是“第一次路线斗争以毛主席的正确革命路线取得胜利而结束”。还有诸如八一南昌起义、秋收暴动、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等等。那真是七荤八素，打翻后就什么味道都有了。由于这些与纪27没有直接的关系我就不多聊了，说实在的我也聊不好这些。对一九二七年的“天时”的总结可以用毛泽东的两句话来表达：一句话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可以指那个“文官政变”的失败，所以毛泽东在后来说可以不设“国家主席”，另一句话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指蒋介石“另立中央”的成功，这也是毛泽东当了一辈子“军委主席”的原因。


[ 本帖最后由 chris307 于 2010-11-21 05:3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