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年胡言

chris307

以上所贴之邮票名称为《全国工业交通展览会》，发行于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是老纪特票中比较大众化的一套，也是早期老纪特票中“龙”形象比较明晣的。对一般的集邮者来说这套邮票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可对我而言却不太寻常。我集邮启蒙于妈妈的一本小集邮册，册中插着一些从信封上洗下来的老纪特票，有的成套，有的不成套。小时候常拿出来看看，就这样看着看着就喜欢上了集邮。这套邮票就是那个小集邮册子中的，那个小册子一直跟着我游走于内地边疆多年，直到最后下岗失业、受生活所迫而远走他乡，行装必须从简，简得不能再简时，才不得己抽出邮票而失去那本集邮册。每每想起还是心痛不己，人生之不如意十之八九，这算是之一吧。本贴所贴之邮品与文中所谈之旨相联并不充分，以此而定为“胡言”。
即为“胡言”，可能观者以为不一定会是正正经经的文字，但本人却不认为是“乱说”，更不以为是“胡说八道”。那这个“胡言”是什么？在现代汉语中对行事无条理、语言无伦次謂之“胡言乱语”或“胡说八道”，对粗暴无知、专擅自恣称为“胡搅蛮缠”、“蛮不讲理”或“蛮横跋扈”。不过你要是认点真儿，查找一下这些成语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些成语都太“年轻”，是变了味道的语言应用，粗俗而无礼貌，要不请您看看《辞源》就知道了，因为那里没收这些成语，说明它们都是后起之“秀”。以上所提到的成语中有两个关键的字“胡”与“蛮”，为什么这两个字为主的成语中讲“无理”的情况比较多呢？原来“胡”与“蛮”都不是自家人！前两年经常听到有些人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胡”与“蛮”就属于“非我族类”。在秦及以前“胡”是北方少数民族，“蛮”是南方少数民族，从汉代起“胡”也是对所有外国人的统称。汉族人历来自尊自大，天下所有的“非我族类”都给起个不太中听的名字，而且大多还要加上犬、虫等偏旁，以示其远于“人”，例如“獯鬻”、“猺”、“狚”、“獠”、“貉”、“蛮”等。还认为除去汉语天下就再没有“象样”的语言了，所以“胡说”和“蛮缠”就一定是“乱语”和“跋扈”。人家讲的话你不明白那说得过去，也可以理解，并不是每个人都通晓各种语言和方言，要不怎么会有翻译这个职业呢？而且属于特吃香的行当，人们总是趋之若鹜，不管是大语种还是小语种那叫一个人满为患呢。但天下有多少种语言啊，你把所有不明白的话语都打入“不讲理”中却很难令世人信服，只能还你一个“胡搅蛮缠”。本人从十四岁起即居于“胡域”，少有回“内地”之机，后来更因生活所迫万里远迁，移居五大湖之滨，算是一个有前科且不知悔改的“盲流”惯犯，自然免不了“胡言”和“胡想”，当然在不伤命的前提下也常常“蛮干”，因以此起篇。
本人口中称之为“盲流”者，无褒无贬，虽属“胡言”之列，却也是语有所本。其“盲流”派之开山鼻祖即为“丘”老爷。就是那个提倡“有教无类”的至圣先师，按文革时的说法孔夫子那是一个如“丧家之犬，人见人烦，无处容身”的主儿。想当年孔夫子他老人家，说好听的叫周游列国，实则是被人撵得无地自容啊。史书中写得明明白白“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这第一句就指出“丘”老爷也是有前科的“盲流”，要不怎么能用“再”字来形容呢？套用个成语那就是“罄竹难书”啊。孔夫子不仅仅是一般“盲流”的祖师爷，套用乾隆御口，那实则就是“天朝弃民”，可见称其“盲流”不为虚也。而且他老人家功夫那叫一个高强也，其中流传很广的传说“孔子厄于陈蔡”就是说老夫子及其追随者在陈国与蔡国之间的荒郊野外被困，进退不得，粮尽食绝，追随者七日没吃上饭还疾病缠绕无法起身，可他老人家却诵《诗》讲《礼》，吟唱不止，乐哈哈地悠然自得。以至他的学生兼忠诚追随者子路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并质问孔夫子，君子也有处境艰难得时候吗？“丘”老爷回答，君子可以安于艰难困苦，可小人遇到艰难困苦的境况就会大胆放肆地为所欲为了。从这里明显可以看出孔老夫子的道行可真是达到了武学至尊的境界，换个说法那就是意淫术可上九天揽月，能入五洋捉鳖，令我这个“盲流”后学五体投地。即使今日，在其身后二千五百多年“丘”老爷仍然是个“天朝弃民”，君不见虽然在天朝没有多少人能读懂“丘”老爷的言论，可世界各处的“孔子学院”却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也似洪水弥漫在发达国家里遍地都是。但境遇并不一定比“丘”老爷活时好多少。比如美国前几日的签证问题就使得打着“丘”老爷名号的天朝实实在在地尴尬了一回，而且不得不在网络中再加上数枚敏感词语。万语千言一句话，“丘”老爷实乃货真价实之一枚老“盲流”也，也使我等后学之辈自甘堕居于“盲流”之列而不惶惑。
（孔子厄於陈蔡的故事见《论語・卫灵公第十五》：“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chris307

以上所贴是香港邮政一九八八年出的一种邮资凭证。这种邮资凭证在中文中有好几个名字，现今大陆集邮界大多都称其为“电子邮票”，似乎粘上“电子”就技术先进，称为“邮票”就身价见涨，一登龙门、鸡犬昇天。实际上这种邮资凭证不过是简化了的贴纸类付费凭证，邮政发行此类东西的原因在于其成本非常低廉，而其本身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一种即无美感又无研究之系统性的廉价产品，不知为何总有人在恶炒之。香港对这种付费凭证的称呼是“邮资标签”，好似从英文“Postage Label”直接译的。此“龙”图邮资标签开始使用的日期为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停售为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四日。面值是提前在机器中设定好的，就是我所贴的这四个面值：00.10, 00.50, 01.30和01.70。这套标签当年曾经红火过一气，后来就渐渐地平静了，现在虽然价格很便宜，怕是也不太容易就能找全。
这个贴子中的一些字本来是在写介绍加拿大生肖系列邮品二零零零年龙票时打的草稿的一部分，后来仔细思量，这种文字不适合放到正式的集邮刊物中去，所以就抽了出来，重新改写了一下，想发在网上算了，当然是文责自负了。即是自负，那就可能会有一点儿“胡”之字句和“蛮”的念头。看官如果觉得不同意，您随时随地都可以发表看法，指点愚氓如我之流，只是要有些理性，最好还是自创，别拿别人的话当砖头扔；如果觉得我辈不值得点拨，您大可以不看，“丘”老爷说过非什么勿視了，这是您的自好之道。
今年是龙年，很多人都在谈论“龙”，从“龙”的形态到“龙”的意识，再到传承，那真是面面俱到，可说到底“龙”究竟是什么样，却都只是人云亦云，照猫画虎。那看官说了，你能谈出“龙”到底是什么样吗？别人都不能，那我当然也不能。只是觉得大家都在瞎扯“龙”，那我也可以“胡言”一通，不扯好似没占着便宜。对作画者来说画人难，画神仙易。谈十二生肖那最容易谈的就是“龙”了，谁都不知那是个什么物件儿，随你怎样扯，都不会离谱。不扯白不扯，扯了或许还不白扯呢，看官您说是否？不过我这个贴子个人以为也不完全是瞎扯，就是想从自己的“胡域”经历和读书心得来谈谈对“龙”及其相关事物的认知。
小时候对“龙”的印象很淡薄，从记事起一直到文革结束，印象中在中国的大地上除去成语外，似乎很少有人去谈论“龙”。集邮后得知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发行的特3《伟大祖国（第一组）》第四枚在发行公告上写的是“乘龙天人”，结果原画名称为“乘虎天人”，这能不能算是四九年后大陆集邮史上关于生肖邮品的第一个谈资呢。还有没有更早的资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的几套普票因为都印着华表，所以必然有龙，那么在纪特票中最早出现龙形象的是不是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发行的特7《伟大祖国（第四组）》？我的印象中是如此，可已经不集大陆票有年头了，信息不全，也不知对否。
我恍惚记得最早好似在收音机中听到的“龙”。当然这个“龙”一定不会是在正正规规的节目中的，我想当然地认为是在“小喇叭”节目中听到的。我年少时收音机对中国人来说可是个相当贵重的消费品，是一大件呢，特别是短波晶体管收音机当时更是稀罕之物，很多家庭都没有。当年“三转一响”中的“一响”就是指的收音机，而“三转”用指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这四大件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老百姓所能拥有的最高财富，也是八九十年代年青人结婚成家的必要条件。曾记得八十年代初期的《择婿歌》是这样唱的：“一表人才，二老归天，三转一响，四十平方，五十工资，六亲不认，七尺男儿，八面玲珑，九（酒）烟不沾，十分听话”。所以文革前在大城市中不少的中学生和高中生就自己动手做简易收音机，叫“矿石收音机”。什么叫欣喜若狂？第一次听到从亲手做的“矿石收音机”中发出了“东方红”和标准普通话广播，那心情就是。人生能有几回这样的感受啊，不经历的人是不知道的，估计爱迪生是不是就特爱这种感受，以致上了瘾，生命不息，过瘾不止，而造福于人类不过是他的副产品。
记得一九六九年父母被下放到昭乌达盟的一个小山沟里，每到晚上营子里的男女老少都会齐集到我家，就是为了听听收音机，那叫一个聚精会神啊。那个地方叫“黄土眼儿”，大名为“河南小队”，全队只有十几户人家，那地方有特色啊，有山不长树，草都贴着地皮，曾见过一小片一小片的松树林子，一打眼就知道那是人工种植的，老人们说那是“关东军”种的，算起来到七十年代初也得有三十几年了，可那松树高的有一人半高，大多数都是一人高左右，多少年都不再长了，穷山啊。那里也有河，要不怎么叫“河南小队”呢，可有河没有水，河面全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大的如碾盘，小的如鸽蛋。后来看地理书知道那区域是丘陵地带，那河是季节河。没水时过河你想湿鞋，没门儿，有水时你想过河，也没门儿，那水叫一个大啊，轰鸣声隆隆地几里地以外听着都森得慌，这就是山洪暴发。飞流直下三百里，俨然恶龙逞凶残。这“黄土眼儿”开发的还很早，那里有一个小煤矿，据说“关东军”是最早的发掘者，以劳工苦力下井挖煤。我到那里时已经是六十年代的最后一年了，小煤矿仍然是人工背煤。那煤据说是世界上最好的煤之一，只可惜煤线太细，不能大量生产。这煤在井下可以吃，刚挖下来时是软的，如泥状，背上来一见风就坚硬起来，表面变得是铮光瓦亮。该煤烧起来无烟，火焰是蓝汪汪儿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易燃，用报纸一点即着。不过如果通风不良则也容易产生一氧化炭，当年我、妹妹与弟弟都曾几次中毒，厉害的好几日都头疼如裂。虽然是穷山恶水但民却一点儿也不刁，文明一点儿说是淳朴，全是良民，在他们的心中，毛主席是“真龙”出世，是“永远不落的太阳”。那里从来就没有过电，煤油灯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享用不起的“消费”。即使如此，每当“最新指示”到达时，哪怕是深更半夜，全队的老老少少都会齐出动，绕营子游行，顶礼膜拜。虽然家家都养鸡，可鸡蛋全都卖到供销社换盐、“取灯儿”和煤油等，可谓鸡屁股带来了光明。那里的落后、贫苦和愚昧三言两语是绝对表达不清的。现在每每想起那里的人们过的生活，我的鼻子就会酸酸地涌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我曾重访那里，穷山恶水无变，人们的生活也无变，只有我那一声叹息变得更无可奈何和苍老了一些。

kaili

这是一篇近乎回忆录的传记，如果那年代的人现在写回忆录，由于阅历不同，内容肯定各自精彩。

徐其峰

学习了，套用毛泽东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胡永文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一句话不是刘少奇说的吗

chris307

谢谢各位的捧场!

以上所贴之图仍然是香港岁次戊辰(龙年)邮资标签，不过这四枚是另一台机器打印的，这从标签左上角的“02”数字上可以明显分辩出来。如果严格一点讲，香港岁次戊辰(龙年)邮资标签在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开始使用时应该为八枚，每种面值分“01”号机和“02”号机。该邮资标签的设计是Michael Tucker（达嘉意），邮资机为瑞士LAUPERSWL属下公司FRAMAM AG生产的FRAMA。邮资标签规格为40mm x 31-34mm，有背胶，无齿孔与水印，正面印有“GPO/Hong Kong”磷光字样，使用莹光灯具等照着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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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小喇叭”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以为意了，印象也可能非常地淡薄。那是几十年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一个少儿节目，这个节目都有什么人主持现在大多都记不得了，但有一个人那是永远也不会忘的，他就是孙敬修。他的故事非常好听，声音更好听，那叫一个有“磁性”。以我个人的看法，现在全国两会中那些出身为播音员的代表们没有一个比得上孙敬修老先生。集邮界讲筯票和垃圾票，孙老先生就是筯票，名副其实啊。他自己创作，以心血去凝成作品，他绝不是传话筒，更不是麦克风，你听他讲故事那叫一个亲切，每一个故事都能把你牵扯进去，好似孙先生与小听众们都是故事中的角色，听后一辈子也忘不了。女儿小的时候，家中有电视了，鞠苹代替了孙敬修，我觉得鞠苹的节目不如孙敬修的有内涵，也是为了让女儿更多的了解事物，就买了《孙敬修讲故事》的书念给她听，这也是女儿当年最爱听的故事书之一，可惜那时我并没有把全套的书都给她读过，故事太多了，而我的时间真正有限得很，且表达能力也差之太远。
至于孙敬修还有另一个名字，那是后来才知道的。只改了一个字，由“敬”改为“灭”，成为“孙灭修”。这个“修”字在作为姓名用字时大多取“修省退悔”的词意，即“修身反省,退而自悔”，是自我勉励以提高道德修养,不断反省自己，同时“修”还有美好和高尚之意。在名字中用“敬修”通达美好而有意义，可如果换成了“灭修”则就不象是名字了。那么从这个改名所用之“灭”字，各位自当能明白那是什么时代的事。在公开的资料中能看到的说法是，孙敬修老先生在更名前后曾有个时期是“最不幸福的十年”。这十年中孙老先生不但被迫离开了播音话筒，而且还曾被打为“反革命”。现在通常都说孙老先生受到“迫害”，但却从不明说是谁在迫害他，根源是什么。我想这也是至今仍然对谁使中华民族陷于那个灾难没有认识的原因。现在经常出现的一些现象和事件，都使人联想到这个国家可能还没有完全从文革中走出来，这个国家还是一个警察国家，也只有靠武力才能迫使全社会去“遗忘”。
我总觉得第一次听到“龙”是在孙敬修先生讲的《西游记》故事中，因此我年少之时只知“龙”是管行雨的，而且天上发生的事都归“龙”管，风婆雷公电母只是龙的下属，比虾兵蟹将高级一点儿。年少不知愁滋味，唯有玩耍最要紧，而天一下雨则是最为郁闷的，我和弟弟只能是贴在窗户上，眼巴巴地向外看，纠结得很，由此而烦“龙”。

chris307

以上贴的四枚邮资标签粗看与前两贴所贴的邮资标签一样，但细看就会看出其中有三枚的面值有了变化，香港在八八年时其邮资机还处于固定面值时期，所以当打印的邮资凭证面值出现变化时，就说明这些邮资标签是另行设定的面值，虽然与上面所贴的图是同一种邮品，但却有了变化，这样的邮品一般在邮票目录里都是赋予单独的编号。至于是否归于一套或另分成套，则还难说。主要看编辑者的着眼点在哪里。从我的观点看赞成合并成一套，这样易于整理和分类，但因为其中有一枚的面值相同（$00.10），所以还是有难于分辩的内容，因为是同一台机器在同一时期打印的产品，对这一相同面值的标签就作为一枚而无分别似乎更易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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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在内蒙下乡之时，曾在当地遇到过几次漫天飞扬的“尘泡儿”。这“尘泡儿”是当地的一个俗语，专指发生在外蒙古和内蒙古地区特有的自然现象----沙尘暴，它应该是地球上最恶劣的天气之一了。既然风雨雷电都属于“龙”的辖治范围，这“尘泡儿”自然也是龙的作品了。“尘泡儿”通常发生在中午或下午，正当风和日丽、艳阳冠顶之际，突然在远远的天际竖起一堵黄墙，远望与天比肩，滚滚翻涌，渐渐地横推了过来，加上随之传入耳中的闷闷震雷更加重了其汹汹的气势、遮天蔽日，不可一世。此时所有在外面的人们都四散躲避，急速地找寻着避难之所；所有禽畜也都惶惶而逃，鸡飞狗跳、猫跃鼠窜。当黄墙滚到跟前时，瞬间天地混沌，一下子就伸手不见五指，顿时就把你推入了无可言状的恐怖之中，似乎末日来临。墙里狂风裹夹着大量的尘土、细沙和碎石，从四面八方砸在你的身上，劈头盖脸，腥臭之气灌胸充胃，该风之强劲绝对超乎想象，顺风日行八万里，逆之寸步也难挪，那真叫立马晕头转向，无分南北、不知东西。当风头稍稍过去后有时会下冰雹，大的颗粒有如鸡子儿大小，有一次我蹲在地上把铁锹顶在脑门儿上，雹子击打的声音至今难以从印象中清除。接着下的是泥雨，泥块从天而降，落下后因重力作用而形如牛屎，摔在地上啪啪作响，撕肺倒腸，再接着就是下泥浆，这个前奏的全过程大约也就是十几分钟到半个小时，最后就是强劲的沙风，这风一刮最少是三天，所以当地有一个流行词“风三儿”。在“风三儿”之中，人们的脸色都是黄灰色，覆着了一层细黄沙。在外劳作一天，回家一抖擞，能掉下三斤沙子来。近年来北京动不动就嚷嚷着“沙尘暴”，好似很了得，孰不知那就是“尘泡儿”的影响，只不过那“尘泡儿”已经接近了尾声，就快要谢幕了，威力小得与内蒙的没法比了。这个过程与大洋上形成的热带风暴给大陆带来的影响相似，最主要的区别一个是水而另一个却是沙尘。如此作恶人间，实属冤家对头，因此我对“龙”没有好感。

chris307

上面贴的四枚邮资标签与上一贴相同，只不过是邮资机不同。严格地说这是香港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调整邮资后对邮资机重新设定面值而产生的新邮品。这八枚调整邮资后的龙邮资标签开始使用的日期为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停售日期为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四日。这八枚香港龙年邮资标签通常都被分为两套，调资前为一套，调资后为另一套。据说除去面值有区别外，其它也有可区别的地方，我没有细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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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年时因大批判需要，曾内部发行过中国的古典“四大名著”，当时我看过《西游记》后对龙的印象就更差了。那里的龙除去唐僧的坐骑之外，正面的形象几乎没有，所有出场的龙都是粗暴而残毒的代身。同样是在七二年，内蒙的大旱是我至今所经历过的最严重的旱灾，几个月滴水未下，天天是艳阳高照、金光四射，与当时仅有的文学作品浩然的《艳阳天》与《金光大道》真是绝配。当时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是在太阳出来之前爬到十几丈深的井底，一瓢一瓢地擓泥浆，澄清后舀着做饭和饮用。那水喝着别有一种味道，苦涩加腥，别提多难入口了。记得当时有一个位于坡上的小营子，队上自己组织打井，人工推绞盘提土，白天晚上不停工，那年月的口号是“眼熬烂，腿跑断，连轴转，活着干，死了算！”换种说法是“小车不倒只管推”，或如先帝最高指示所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当时井已经打得很深了，有一天半夜，在提土时人们因太累而脱手，土蓝带着绞盘和推杆飞速的转动，一个年轻的姑娘（我记得是队里的妇女队长）反应不及被打中后脑，脑浆都流了出来。生命就这样非常轻易地走了，但水却没有来，按当时的说法是没有找对“龙脉”。我想“龙”是与人作对的，或更准确地表达为“龙”是底层民众的灾星。

徐其峰

胡永文 发表于 2012-6-10 21:23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一句话不是刘少奇说的吗

哦，那就是我记错了。

chris307

神九上天了，早几日上网入眼满是此类新闻。自从有了这个“神”之系列，党和政府就一直在刻意为各阶层人士注射兴奋剂。本人对集邮小有癖好，因此知中国集邮总公司由此而发了不少的小财，不仅如此，还特意成立了“太空邮局”，聘任杨利伟为首任局长。新闻中特意点明其军衔，并配有着军装的照片，告诉全世界，这是军管邮局。自打文革后军管又时髦了起来，这与国外某些人称中国大陆为“军警国家”异曲同工，遥相呼应，用心真可谓“阴险恶毒”。
如果去查字典，“神”字有很多的解释，但在民间却常用一意，举词为例，如“神叨叨的”、“跳大神儿”，文革时还流行“牛鬼蛇神”，而内蒙昭盟地区的方言称某人精神有问题、行为乖张、举止失当为“神五神六”。此番庆贺“神九”上天，从媒体上看到的景象，不能不使人以为学北朝鲜举国上下欢庆火箭发射和核武试验，实则金家王朝完全是照搬红朝太祖时的格式，想当年神州大地庆祝“二弹一星”的情景尚历历在目，而如今已知那也不过是照猫画虎地再版了前苏联的老套子。集邮者都知老纪特珍贵，可再版票却是垃圾，一直招人诟病。
关于“神九”的宣传有一重点：“女宇航员”，而重中之重是该女不与其他宇航员共用卫生间，她独享一室，还可洗浴。鄙人愚昧，想了半天才明白，这不就是说“神九”有两茅房吗？你直说不行吗，非得绕这大个弯，耍大刀玩呢，累不累？建两茅房有什么可吹的？两个茅房的科技含量比一个能大多少？我家现今常住人口为两人，可房子里有三卫生间，我拉屎可以换着屋拉，免得熏着。我从来都不好意思张扬，让人笑话，说我为老不尊，神五神六地如小孩子一样拉屎还挪着窝儿玩。
换到五六十年前，这“神”之系列确实可以吹上一通，可如今却是马尾串豆腐提不起来了。君不见外强中干的美帝把所有的航天飞机都运到博物馆去了吗？人家都不稀得玩了，你说你还美滋滋地玩个什么劲儿头呢？这档次都没法子比啊。这就象跟开着宝马高档跑车的小留学生聊骑自行车双手不扶把的技术，人家还不得说我“神叨叨”？
孩子小的时候，我曾拿弹玻璃球逗其玩，那可是我儿时的一大乐趣，也充满了技术含量，可孩子的脸上却染满了不屑之色。当时的孩子们都玩变形金刚了。时代变了，要玩也得玩出个新花样来。比如吃玻璃球拉球玻璃，这样兴许还能吸引一下眼珠子。可我即没有那个技术，更无那个胆儿。要是一招不慎，我的一世“英名”可就付之东流了，还是罢了。
好多年前，前苏联就别出心裁搞了个太空怀孕，至今尚无人能赶其项背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不就是烧钱吗？当年太祖放卫星，只为向环宇播放“东方红，太阳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你们就比着烧吧。建两茅房算什么？是显白中国宇航员用厕次数太多，拉屎时间过长？脑筯转动一下，这不就是指他（她）们吃得多是饭桶吗？用心忒毒点了吧？所以我建议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与“计划生育办公室”合并，将其中的一个茅房改建为“手术室”，搞他个太空分勉，一准儿是轰动全球，世人定会齐声大呼“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儿”！

chris307

今日又见一新奇之事，陕西镇坪政府组织大批水军，在被强制引产孕妇家门口挂横幅标语，称邓家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是卖国贼行为，并对孕妇家属进行人身攻击。真正的异数，一个谋财害命的案件，苦主却成了“卖国贼”，现代的天方夜谈啊。政府杀死已经可以成活的健康胎儿，只是因为她家人没有来得及缴纳政府当局强行非法索取的资金，这就是典型的谋财害命，是典型的谋杀。但至今陕西当局和中国中央政府却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一味地回避，而地方政府这个直接杀人犯却嚣张得没有了边，这是什么世道。有人问：“前些日子他们重新定义了残忍，今天又重新定义了荒诞。谁能告诉我，黑暗可以有多黑，有多暗？”拭目以待之。
说到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就是“卖国”行为，那红朝太祖就是名实相符的“卖国贼”，他不但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还直接豢养着蓝眼高鼻的“御用品”，八五年还曾为“御用品”们发行过邮票，称其为“中国人民之友”。续后江青曾专门请外国人为其写传，传名为“红都女皇”。还有邓小平、江泽民等都特意请外国人写其传记，在国外发表。窃国者啊，不能算卖国。
前几天才倒下的“不厚”，带领着第四直辖市唱红歌、打黑帮，传染了全中国。他的儿子自小学开始就在国外读书，钱花的无数。而“不厚”的脸皮确实不能算是“厚”，他曾当着全世界公开宣称他不腐化也不贪污。可实际上他的家族从国内转到国外的资产按国外媒体上公布数字来看，最少的说法是六十亿，是美元还是人民币就不清楚了。这且不谈，就说他家从八十年代开始就豢养着异族之人，比如这次犯案的主因英国人海伍德，还有柬埔寨拒绝引渡的法国人德维莱尔，都是“不厚”家族的“客卿”，据报道有的还是“不厚”夫人的面首。但如果“不厚”不想当皇帝的话，或是当上了皇帝的话，这些人或许也能成为“中国人民之友”吧。这或许就是庄子所曰：“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有名句为“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现今应改为“爱国主义是土匪们的特权”。

chris307

上面的这枚封贴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加拿大两国当年所发行的龙票，有趣的是两枚戳记所记录的时间很短，也算一枚难得的集邮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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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一天突然在全国各地都提倡起“龙马精神”了。开始我并不太在意，后来觉得龙就是龙、马就是马，“龙马”是什么东西？我不太理解。我所知的“龙马”就是《西游记》中的唐僧坐骑，那是一个典型的奴才形象，而且是那种最无能、最卑贱、最听话的奴才，主人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即使是主人的其它奴才如孙猴、八戒、沙僧之流也可以对“龙马”想打即打、愿骂就骂，“龙马”从无抱怨之心，更别提反抗之形了，那就是一个天生的奴才，你不让他做奴才他就没法活了，他活着就是为了做奴才！真正的是一个“任劳任怨”的奴才，难不成这就是“龙马”的精神？想不太明白。为此在读书时曾留意于它，后来知道“龙马”确实自古就有之，不过最早也只是两江流域出现国家体制并进入奴隶社会以后，这个词才被提了出来，但那时还不是真正的“龙马”而只是马，传说中有“河出马图”，后来孔颖达说“龙而形象马，故云马图”，由此就出来个“龙马”了。再后来在封建社会里“龙马”被逐渐地引入到主流思想中。笔者认为今人说“龙马精神”不过是老调重唱，而且不改其原宗旨！原来“龙马”就是瑞马，是专门报吉祥的。如“龙马衔甲，赤文绿色”、“龙马负图”等等，都是说龙马是“上天言好事，下地呈吉祥”的使者。提倡“龙马精神”就是让大家天天念念不忘唱颂歌。当然后来“龙马”的词意也有发展，就是专指即能按主人意图出色完成任务，又特能护主的骏马，比如唐代的八骏等能为皇帝竭诚拚搏的马。那些虽然是千里马，但并不能护主的骏马不能称为龙马，比如三国演义中的那些误主或坑主的千里马，都不是“龙马”。而那些根本就没有驯化的马，即使是“万里马”，也与“龙马”靠不着辺，属于不入流。我由此而得出“龙马”精神的三大要素：大唱颂歌、拼命干活、热爱主人。

chris307

上图是今年加拿大发行的龙年邮票, 此票发行时我正在安省的北边, 天寒地冻, 在我的印象中几乎每年发行生肖邮票时的气候都不好, 很多时候都是大雪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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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过“龙马”咱接着谈谈“龙”。早几年，也可能是上一轮生肖龙年之时，笔者曾见过有论文写到“龙”，满篇溢美之辞，里面举宗究典地曾提到《诗三百》中就有“龙”的存在，由此得出中华民族早就以龙自居。不光如此，有个头上戴着很多光环的大学名教授还特意研究“龙”，力图证明远古时期在华夏大地上确实曾经存在过“龙”，也不知现如今其成果如何？
身为华人，本人再怎么不肖，也不敢忘却汉字，要记得汉字，读书是最好的方法。所以也曾拜读过几遍《诗经》，开始读时觉得深奥，多读几遍也就明白一些了。《诗三百》是有花鸟鱼虫，十二生肖的实体那里面也几乎都有些描写，当然也确实是有“龙”，不但有“龙”还有与“龙”相关的东西，比如“龙旂”等。什么是“旂”，就是一种挂着铃铛的旗，虽然有“龙”，但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龙”吗？
曾见过有文章介绍说《诗经》是古代劳动人民创作的，我看了几遍也没嗅出多少“劳动人民”的味，只读出了“上层社会”的浅吟低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时的劳动人民只能是奴隶吧，奴隶社会中能写诗的除去奴隶主阶级外可能还有自由民，这也是《诗经》偶尔能表露出的平民感情的缘故吧。但我在《诗经》里怎么也读不出奴隶的声音，可能是我的道行太浅吧。凭心而论诗三百中有很多都是歌颂大奴隶主“天子”的，什么是“天子”，许慎曾定义过：“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用白话来解释即“天子”有妈没爹，或用另一种说法：“天子”是有娘养无爷教的，这就是神圣人。在奴隶社会“天子”是最大的奴隶主，在封建社会“天子”是最大的地主。这些天子有一共同的特点，特别喜欢被拍马屁，因此在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中大量的歌颂“天子”的诗词歌赋数也数不清。诗三百中也是如此，而二雅（大、小雅）和颂诗（周、鲁、商颂）更是典型的颂词。比如《小雅•蓼萧》就是其中的一篇，而且里面就有“龙”字：“蓼彼萧斯，零露瀼瀼。既见君子，为龙为光。其德不爽，寿考不忘。”这是该诗的第二段，其中的“君子”指的是周天子。可这个“龙”字却不是我们今天所知的“龙”，而是“宠”，是指天子的恩宠和光耀，用“龙”而不用宠，后世的文人们硬给附会成隐含有天子龙身之意。实则当时的文字中这“龙”就是后世的“宠”。《诗经》中糟粕不少，而《蓼萧》篇就是其中之一，是谄佞媚谀之词，这早就有定论的，用文一点的话讲《蓼萧》唱的是“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让我用口语叙述《蓼萧》第二段的大意如下：“身处和谐之所，畅饮御赐的美酒，仰望伟大的周天子，我无尚荣光，情不自禁地要赞美伟大君主，您赐下的恩德比天大、比地广、比水长，千代流芳、万寿无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曾亲身实践过“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的我辈，对这样的语言自当不陌生吧。
《诗经》中有“龙”的篇章都是颂词，如《周颂•酌》的“我龙受之”，《商颂•长发》的“何天之龙”等，而这些篇章中的“龙”字都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龙”，全是“宠”，其意不是君恩雨露普天而降就是君权天赋。只是到了封建社会，这个“龙”字才转化为“真龙天子”，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龙”，而其原意则被另一个字“宠”所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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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香港一九九九年发行的第二辑生肖小全张。其中的龙票是取自一九八八年发行的岁次戊辰龙年特别邮票中的一枚，但原票的面值是50分，在小全张中其面值改变为1.30元，这算不算是改值票?怕是不行，可原来的那套中已经有一枚的面值是1.30元，为何不采用那枚而用这枚呢？不清楚。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龙”一直是皇帝的代名词，你很难去证明“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因为它本来就不是。现在为了某种需要硬要把“龙”加之于民族之上，并赋予“历史缘由”，生拉硬套，却怎么也掩盖不了其别有的用心。记得鲁迅的笔下曾有一个人物，叫“九斤老太”。知道的人一见“九斤老太”大多都能想到“一代不如一代”。想当年，《东方红》这首歌响彻环宇，红朝太祖自比太阳，一板一眼地把奴隶社会时君权天授大戏演得淋漓尽至，全无遮掩。看今朝这些无良的文人神谋鬼道、鼠目麞头，把封建残渣余孽捧出来，却又不敢明目张胆，就改头换面地来宣扬“纲常”之道，真正地卑鄙龌龊、丑恶肮脏。
关于“龙”的相关事情我就不多谈了，因为“龙”就是王权的象征，谁也否定不了。至于到了清代那就更神圣化了，除去皇族之外不光“龙”沾不得，就连“龙”的颜色“明黄”也是沾不得的，沾上就是杀头的罪。那叫“大逆”，套句子现在的话那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搞不好是灭九族的。
当然了也可以换种说法，因为皇帝是全国各族人民最权威的代表，而且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所以全国人民自愿被“龙”所代表，这样说反而更直白且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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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加拿大二零零零年发行的龙年型张的印刷厂未切割版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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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把这些文人说成是“九斤老太”的后代，又不尽然。因为封建社会毕竟要比奴隶社会进一步。上文我提到红朝太祖搞全国山河一片红，每日全国的喇叭打开第一件事就是“东方红，太阳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也只做一件事情：向宇宙播放《东方红》。太祖死后，虽然被泡在纪念堂里，但时代毕竟还是不同了，所以有些人就开始把文革的那一套称之为“造神运动”，可能后来觉得这会使继任的“今上”不好把握“中心点”，所以就变成了“个人崇拜”，实则还是想要“龙御”天下。我说太祖时代搞的是奴隶制时期的做法，不知有多少人同意我的观点。今天有些文人学者还要从远古去找“龙”的源头，每每得出的假设结论都是非常地牵强附会，一点儿说服力都没有。因为从远古一直到奴隶社会的统治者并不崇尚“龙”，直到奴隶社会后期才有了“龙”的迹象。那远古的统治者崇尚什么？太阳！而远古的传说中带“龙”字的角色都是反角，要不你去查查。有一句流行语：“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这三皇五帝中不管是哪种说法都有与太阳神合一的天子，比如“祝融”、“炎帝”本身就是自比太阳神，少昊、太昊、高阳则以名附日。古代崇尚太阳是因为那时没有科学，社会处于蒙蔽状态，太阳化育万物的力量，使人不得不敬畏。而统治者就是利用这一点来使自己处于至高无上的境界。这种情况一直到商朝仍旧如此，如果你看过殷墟的卜辞，比如甲骨文，而稍有留心的话就会发现其祭日的仪式与祭祖先的仪式几乎相同，这说明殷人是把先王与太阳等同的。而且殷人的帝王、帝王妃、帝王之母也有很多起名用“日”的，这说明那时最高境界是天无二日的太阳，人间也只有“皇”才能与其比肩。还有祭日的仪式非常隆重，而且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统治者们的必修课，被记入“礼”法之中，如《周礼.春官.典瑞》载：“王晋大圭，执镇圭……以朝日”，每次的祭日都被记载了下来，不是认真不认真的问题，简直就是一丝不苟。